【论文内容】

20世纪70年代，以列斐伏尔等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开始从空间视域出发，解读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演进脉络和历史变革。他们认为，无论现代化以何种方式实现，“都存在于实践中：存在于想象的和真实的空间中”，“我们不仅应该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问题，而且还应该从空间的角度去理解”。西方学者的空间理论无疑为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生长点。由此，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研究的空间转向也受到我国学界的高度重视：有学者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批判资本逻辑的历史局限性；有学者从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的角度出发，阐释资本与空间的内在关联；有学者立足唯物史观，揭示资本逻辑的全球谋划及其矛盾界限；还有学者剖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空间向度，倡导走向空间正义。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把握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空间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此基础上，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空间如何在资本逻辑中发生异化？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创造新的发展空间？未来的全球性空间变革应走向何方？当前，探讨这些问题意义重大：一方面，能够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正义问题的产生根源，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本质超越；另一方面，能够在空间维度上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可行的理论路向，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作用。

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逻辑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最新阶段，那么最合适的词可能就是“全球化”。在这个阶段，世界各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影响。一方面，生产力快速提高、资源配置优化、区域优势互补，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深刻变革；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也随着空间拓展而不断扩张，造成全球性的城乡对立、资本主宰、人的异化、文明同质化等空间正义问题。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逻辑，有助于深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质以及全球性空间异化的认识。

第一，以资本增殖为最终目的，强化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使乡村沦为城市的附庸。资本增殖是在各个生产环节中实现的。一定时间内，扩大生产范围是促进资本增殖的有效手段。因此，空间化发展成为资本增殖的必然逻辑，其结果首先就是大规模的城市化。一方面，城市通过吞并或改造周边乡村实现空间扩张，导致乡村权力的萎缩，乡村成为城市的备用空间。另一方面，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管理模式、价值理念，以及支配城市的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渗透到乡村社会空间，强行实现乡村城市化。由此，资本把乡村纳入城市空间生产，构成了对乡村社会空间的侵占、挤压和解构。实际上，资本催生的乡村城市化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乡村在城市化中并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在资本逻辑中，乡村城市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攫取乡村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乡村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几乎不是乡村自身的自主行为，产品的服务对象也从来都是城市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发生在乡村的生产不过是城市空间的乡村生产，是一种随着城市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失去乡村自主性的附庸行为。资本主义的城市化非但不能解决工业时代的矛盾冲突，反而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叠加在原有的乡村问题上，甚至通过制造全新的乡村问题而使自身延续。当城市问题转移至乡村，城市便成为资本积累的理想地，土地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等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增长点，乡村则变得更加孤立和分散、落后和贫穷。

第二，以资本扩张为发展动力，摧毁空间限制，企图将全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无论是几何学的自然空间，还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抽象场域，都是资本生产的扩张对象，而扩张的结果便是资本空间化。一方面，基于不断扩大新产品消费市场的需要，资本从一国向全球流动和转移，不断摧毁一切阻碍商品流通的限制，力求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当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扎下根来后，人类社会原本温情脉脉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交往空间，都被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空间所取代。西方国家企图将世界各国都纳入其中，强制传统的东方国家卷入现代化浪潮，并以城市征服农村的方式，确立起“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空间格局。由此，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它所实现的剩余价值不再局限于“狭小的空间”，而是与整个世界性的空间相关，并由经济、政治上的强权者的战略所决定。在全球化背景下，具体的、抽象的空间限制全部被摧毁。单个社会空间的转移和再造既可以通过生产资料和商品的流通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政治干预、经济制裁、文化入侵、军事战争等来实现。

第三，以资本逻辑为根本遵循，将追求剩余价值确立为唯一目的，使人变为空间的奴隶。资本空间化的必然结果是空间资本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空间早已丧失了作为人的实践场所的功能，人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里的一颗螺丝钉。人不是因劳动改造空间，而是因空间受制于劳动。人的劳动被一种盲目而贪婪的生产逻辑所推动，一切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劳动都变得毫无意义。单个人渐渐迷失在拜物教当中，成为物的奴隶。马克思描述道：“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拥有的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在当代，由这种异化衍生出的消费主义，让人误以为狂热的物欲、无节制的消费能够补偿人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劳动领域）所受的挫折，因而便通过疯狂的消费来宣泄生活中、工作中的不满。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失去自由、失去自我，“似乎活在他们的商品之中”，只为消费产品而活着。新产品不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资本的增殖需要而生产。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人的需要而生产产品，而是因为产品的消费而需要人。人通过生产和消费维系着空间、发展着空间，而资本最终成为空间的主人，也就成为人的主人。

第四，以资本崇拜为“普世价值”，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文明同质化趋势中推行所谓“西方中心主义”。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人类文明的空间壁垒不断被消解，“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空间扩张对文明进步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毋庸置疑的，这种贡献原本应该成为世界各国携手共进的契机。然而，资产阶级试图确立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不仅在世界范围内重塑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空间秩序，而且将所谓“普世价值”作为意识形态武器，对每一个国家、民族以及现实个体原有的价值体系进行破坏。如果说世界市场的开辟改变了物理意义上人类社会传统的空间图式，建立起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广泛的空间联系，那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极大冲击了以多样性为特征的人类文明家园，制造着以所谓的“普世价值”为唯一价值的同质化空间。但是，这样的同质化空间是一个“病态的空间”，它所宣扬的资本主义社会准则和价值观首先是商品交换的准则和价值观，也就是拜物教。一旦接受了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虚假需求的现象与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现代性问题便会充斥整个社会空间。制度与文明的同质化并不能为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奠定基础，相反会不断引发文明的冲突。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锡克教之乱等，都是由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分歧导致的。

马克思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社会现象都必须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才能存在，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都天然地具有空间属性。但不同的实践活动会赋予空间不同的社会属性，不同的社会又都在生产不同的独有空间。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社会中，资本因空间而发展，空间因资本而变化。如果离开了空间，资本逻辑就无法运行；不转化为资本，空间就无法在一定程度上转移资本主义生产危机。在此意义上，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维度。也不妨说，空间即资本，资本即空间。

二、空间新叙事：中国式现代化 对“空间＝资本”的超越

中国共产党基于历史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构建了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并以人民性、全面性、和平性为基本属性的新型现代化空间。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的空间异化特性，既具有现代化的一般要素，又彰显符合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空间维度上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对“空间＝资本”的超越，有助于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传播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经验与智慧，推动世界走向和平、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其一，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利用资本构建人民美好生活空间，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空间＝资本”的价值观叙事。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是具有自我增殖功能的主体性存在，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资本一旦开始运作，便不再需要依赖别的事物，而是可以创造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同时，资本之外的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却必须以资本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必须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纯粹的金钱关系”成为唯一的社会关系。这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广大人民群众“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在此意义上，资本构建的只是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空间，而人民作为生产要件被完全融于空间本身。如果一定要说资本创造了理想的生活空间，那也只是资本家的美好生活空间。

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完全排斥资本，其发展也需要资本的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逻辑中，资本成为构建人民美好生活空间的存在。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转变空间发展诉求，遏制资本逐利本性，不断强化空间的人民属性。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无形的手塑造效益最大化的生产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允许资本通过空间获利；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有形的手限制资本无限度的空间扩张和空间不自觉的资本化趋向。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民美好生活空间，是要满足人民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等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美好生活空间把人的主体性和资本的工具性有机结合起来，最终指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空间＝资本”的价值观叙事。

其二，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规范和引导资本来维护空间正义，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空间＝资本”的方法论叙事。城市化是西方现代化的核心空间表述，但它并没有解决乡村的土地、环境、资源、不平衡发展、空间组织等问题，而是使乡村承担了一切恶果。究其根源，资本逻辑形成了以支配生产关系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权力，一切发展都以资本增殖为前提和动力。换句话说，资本犹如一个螺旋形的圆圈，在可以增殖的空间内不断扩大，同时并不关注不能使自身增殖的空间。在螺旋形的空间结构中，现代化是有限度的、不全面的，正像城市成为集聚剩余的主要空间形式而乡村沦为剩余的提取地那样，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都沦为资本增殖的提取地——发展的越来越发展，落后的越来越落后。当这种畸形发展的空间结构不断扩张时，必然会引发世界金融危机、地缘政治冲突、文化殖民主义、生态污染转移等空间正义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创造一种“球状形”全面发展的空间结构的成功尝试。这种尝试充分借助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有益成果，并直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将资本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规避资本的野蛮面，将现代性定义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这就把单一的资本逐利逻辑转换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逻辑，将资本辩证地融入现代化建设当中，其结果不再是造成一种无序、贪婪的剥削空间，而是造成一种兼顾资本利润与空间正义、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社会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中国式现代化立足唯物史观，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逻辑中把握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民族与世界的有机统一，阐释了一种既能充分利用资本优势、极大提高生产力，又能有效规避资本陷阱、保证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而推进世界公平正义的新型空间理论。

其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引导资本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空间＝资本”的世界观叙事。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走向世界历史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资本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资本空间扩张，而且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扩张。然而，这种空间逻辑必须以非对称、不平衡的空间结构为前提。这是因为，资本主义要突破自身的发展瓶颈，必须从非资本主义国家丰富的原料、充足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中寻求出路，通过剥削非资本主义国家来不断扩大资本生产、积累剩余价值。但是，它们并不能永无止境地以暴力手段、强横行径取得空间扩张和剩余价值。当资本主义占据世界性的绝对统治地位时，就达到了它的客观经济限度，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就变得不可能了。

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长期共存，与世界历史永久互动，是中国式现代化显著的空间特征。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对西方现代化学习、借鉴的“洋为中用”的过程，更是一个与人类文明社会交流、交融的“皆为我用”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构建和平共处、交流互鉴的新型空间结构，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叙事之“新”，在于立足人类文明发展的道义制高点，既改变了西方现代化固有的扩张、掠夺、霸权的空间逻辑，又把民族情怀、国家使命与世界担当统一在一起；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又推动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既创造彪炳史册的中国奇迹，又搭建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实践平台。

当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时，它并没有以国强必霸的空间逻辑建立起新的二元对立结构，而是以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空间联系。历史与现实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突出了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更创造了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型空间结构。

三、空间新结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空间进路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以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来勾勒和解释现代社会的历史图景与现实样态。他将现代世界理解为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组成的空间结构，既整体性把握了人类现代社会的相互联系性，又体系化描述了全球经济网络的不平等性、不均衡性。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哪怕一些边缘和半边缘的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也是依附型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正致力推动构建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空间结构，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力量。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打造发展共进空间。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全球化的风浪中，面临着各种不确定的挑战，亟须加强整体性发展与合作联动。一方面，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变化巨大，全球空间结构演变为“中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三层次纵向结构，但相互间依存性加大、跨国威胁更加凸显、国际行为体愈发多元。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制度安排严重滞后，规则背后的发展理念也没有实现根本性的与时俱进。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全球空间的问题属性与要素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任何一种传统发展模式都不能完成破局。面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低迷与断裂失衡，“团结合作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中国倡导以合作取代冲突、以共赢取代独享，在理顺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努力消除人为设置的贸易障碍，构建全球范围内互联互通、共同繁荣的统一大市场。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G20峰会、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经济合作平台，主动探索各国经济合作中的共赢点，破除大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针对国际垄断等长期存在的难题，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中国药方”，旨在携手全球伙伴，共同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以实践行动推动全球经济空间繁荣发展。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回归人民共享空间。让全人类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放心，是全球空间结构重建的根本目标。世界各国的空间规划与布局要跳出资本逻辑的窠臼，实现从政治性、商业性到人民性的转变，把全人类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全球发展的核心诉求。当然，各国各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标准并不一致，但并不妨碍大家拥有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空间的发展不应当是为了迎合西方霸权而打造单纯追求利润的资本空间，也不应当仅是为了解决某些局部问题，而是为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要使全球空间的形象、力量和目的重新回归人本身，则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一是要关注人民的物质需求，注重人居环境的改善，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推动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满足人民对于舒适、便利、安全、健康的居住、工作、学习和社交等方面的空间需求。二是要关注人民的精神需求，保护和传承各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坚守并弘扬民族特色，为人民提供广阔的精神生活空间，为世界提供多样的文明发展图景。三是要关注人民的生态需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总之，以回归人的发展诉求作为全球空间结构重建的根本价值导向，必须尊重各国各民族的主体性观念和价值选择，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坚守文明共存空间。文明交流互鉴是建构新型空间结构的必然要求。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的文明发展背后隐藏着过度的同质性、标准化问题，人类社会早已迷失在同一性的泛滥之中。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和民族生产生活方式正逐渐趋同，形成了一个同质化的空间；物质产品、精神创造以及生活模式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无论是从历史维度还是现实层面来看，都在逐渐减弱。资本逻辑将一切人类创造以及一切创造所依托的空间本身，都转化为由货币衡量的标准化商品，制造出由跨国资本主导的单向度的全球化，“即发达国家单方面主导、渗透和支配不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模式”。这种由西方主导的单向度的全球化形塑的既是一种同质的抽象空间，也是一种等级性的矛盾空间，根本不可能实现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赞成同质化，而是主张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独立、政治体制、发展模式、文化习俗等的前提下，发掘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共识，以此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力。“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与西方单一现代性所需要的同质化空间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一个包容文明差异、倡导和而不同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异质文明和谐共生、相互学习、彼此借鉴，共同绽放出璀璨光芒。这正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展现了全人类共同期待的美好愿景。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构建全球共治空间。如果说全球化从正面展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那么伴随而来的全球性问题则从反面提醒人类究竟应当谋求什么样的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大势，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假装视而不见，或像堂吉诃德一样挥舞长矛加以抵制，都违背了历史规律。”尽管民族国家体制作为国际政治活动的基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存在，且传统观念与行为模式具有巨大的惯性，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变，但是人类整体性发展是主流态势。当前，国际交往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广泛而深刻，国家间的相互关联与依赖程度前所未有地加深。从本质上说，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使共同治理的需求不断增强，建构一个全球共治空间就提上了议程。当然，对全球共治的需求并不必然导致世界政府的形成。相反，如果存在有效治理，那么更可能是通过加强政府间协作、利用跨国平台来完成，而不是依靠一个全球统一的政府。世界各国拥有不同的全球治理理念，全球共治空间应蕴含对差异性的理解与包容，对弱势群体的尊重与关切，对公平正义的坚守与维护。多年来，中国通过倡导建立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来推动各国各民族价值理念的融合与重塑。比如，创新性地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强调团结协作、战胜疫情；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呼吁全球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不断拓宽国际合作的空间和范围。全球共治空间摒弃冷战思维，其和平、安全与发展的价值取向赋予其非对抗性、非威胁性、非排他性的特质，决定了它能够消除因角色不对等所造成的结构性冲突，从而广泛容纳不同理念、凝聚各方力量，共同促进基于友好伙伴关系与合作精神的互动。

中国共产党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首先发生在中国、必将发展于全球的空间变革。人类文明新形态决不是某种单一的主义或制度下的空间形态，而是在主张国家独立、民族平等、文明互鉴，尊重世界多样、道路多样、文明多样，关注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共时并存、差异比较、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形成的更具有生命力、影响力、吸引力的空间形态。换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光，也为世界和平发展添彩，还为人类新型空间发展蓄力。

四、结语

在当今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世界，多质态的文明共时并存，并且在不断的交流互鉴中持续改变着现有的空间结构。从历史上看，西方资产阶级首先建立起全球性的现代化空间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对新型空间结构的开辟是建立在对其进行坚决批判和合理继承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离开了对资本主义空间形态的批判性超越，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就会丢失社会主义本质、迷失初心使命、缺失其称之为“中国式”的正当性；如果离开了对资本主义空间形态的合理继承，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就会错失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坐失快速发展机遇、丧失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包容性特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全球视野和天下情怀，不断发挥着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空间效应——消解资本主义的一元性意识形态，推动构建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空间结构。这样的新型空间结构决不是追求世界的单一性、同质化，也决不是想要确立起一种新的现代性来替代西方现代性，而是要构建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同心圆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自身的发展，还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规律，致力于促进各国经济的互惠共赢、政治的相互信任、文明的交流互鉴、安全的共同维护以及生态的协同保护，创造性地建构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进步、和平发展、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空间秩序，为人类的未来发展谋划出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维护全球空间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举措，展现了我们积极参与全球空间治理、应对空间异化挑战的决心和信心，从而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世界文明向前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介绍】

康凤云，女，汉族，1966年出生，河南滑县人，中共党员，1987年、2003年分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红色文化研究。江西省高校首届金牌教师·金牌研究生导师，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北省高校首届“十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江西省高水平本科教学团队——“讲好中国故事”思政课教学团队负责人，江西省研究生导师创新团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生导师创新团队”负责人，江西省“双万计划”一流课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鉴定专家，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专家。

麦中坚，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引用信息】

原文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