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人的主观和客观活动同人的历史紧密相连的重大问题,是人类社会认识并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核心问题,从本质上讲,它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人们一方面延续着自己的存在，即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一方面又不断地认识自己的历史,即进行历史领域的文化活动。人们的历史思维，人们从事的历史研究活动,既是人们把握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客观展现,也是人们认识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必然结果。历史思维,既来源于人们对历史的理论思考,是理论思维的重要体现;也反映理论思维的一般规律和特征,体现理论思维的一般要求和要素,是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千百年来,人们在认识历史的实践活动中,是否需要确立理论思维,如何认识理论思维与历史研究的重要关系,是否承认理论思维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端重要性、如何提升历史研究的理论思维素养和品质等问题,一直是困扰人们进行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人们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不同态度和看法,既影响了人们从事历史研究的思想和方法走向，也决定了历史研究成果的内涵和质量。
真理存在于辩证法之中;对历史真知的探索,从根本上讲,丝毫离不开理论思维。因为理论思维是辩证法的基本形态。离开了理论思维,就等同于抛弃了辩证法。离开了理论思维,人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只能被悬在空中。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和认识历史问题的终极价值上讲,理论思维从来是历史研究的思想灵魂。
一、理论思维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
历史研究是史家主体的实践过程,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有机结合。一般来讲,在这个劳动过程中,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加复杂,更加繁重,劳动成果从层次上讲也更加高级。历史研究的劳动形式和实践状态主要是研究者与史料打交道,史料分为文献的和实物(考古文物、文明遗存)的两种形式。历史研究认识活动与人类的客观历史一样长久。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历史研究自古就有,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丰富的系统知识。从古至今,人们一边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主观世界中形成自己的历史;一边又回望过去、反思历史,运用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深化实践、开辟未来。历史研究既是一种人类文化活动,也是一种文明创造,更是全世界,全人类不可或缺的文化实践。
从古到今,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呈现具有规律性的认识特点和表达特征,这是与人们所经历的历史世代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唯物史观认为,认识是实践的产物,主要依据时代的条件,譬如人的发展、相应的物质条件、科学技术,等等;认识不单单是人们大脑思维的结果。
21世纪以来,史学界虽然不乏有识之士认识到“理论指导"“运用理论"对于深化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发出了“重视理论”的呼吁,但从全局来看,从历史认识及其成果的思想穿透力来看,理论思维贯彻到历史研究中仍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这里的"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方法。在笔者看来，强调“理论指导”,重视“理论运用",虽与理论思维相关,但二者毕竟不同,它只是一种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思想,理论思维活动。从科学认识论来看,"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的产生来自理论思维,是理论认识对客观事物、客观实践的思想反映,而不是相反。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也来自理论思维,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理论思维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认识蕴藏在历史发展深处的客观真理达到科学标准与时代高度的产物。因此,理论思维是科学理论与方法产生的客观基础、认识前提和思想条件。在研究实践中,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仍然需要理论思维,确立对待理论思维的正确态度，形成理论思维的思想养成和行动自觉。
总而言之,没有理论思维,就一定没有理论;坚持理论指导、运用理论,还必须坚持理论思维。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理论"的漠视已影响到学术的正常发展”,究其认识根源,毛病就来自忽视理论思维。是否重视理论思维,是否在历史研究中不断提高理论思维的素养和水平,是历史研究是否具有理性自觉的一道分水岭和一块试金石。因此,笔者认为:牢固树立历史理论思维,坚持运用历史理论思维,是历史研究者尤其是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法宝”,或者说是人们从事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看家本领”。在这个重大认识问题上,任何犹豫彷徨、拿不定主意,都会产生消极的后果;任何质疑甚至否定理论思维是历史研究灵魂的思想,都是有害的、可怕的。
二、重视理论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根本要求
理论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思维形式和方法,是人类推动文化发展、积累文明成果的重要支撑,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人类,研究历史,昭示未来的思想依据。理论思维是对应于传统的经验思维,以理论为中介的一种高级的抽象思维形式。它通过理性反思揭示人的感性认知和经验背后的本质，即"透过现象看本质”,以认识事物发展规律和宇宙间普遍联系为主要任务,它是人们在认识事物中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过程,而以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特征。按照近代以来的哲学理解，它具有超验性和辩证性的显著特征,是人类思维区别于动物思维的根本标志。理论思维作为人类理性能力的最高表现和生存竞争力的最根本状态,是生命个体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素质最集中,最重要、最本质的体现和标识,也是人类精神和文明形态的内核。理论思维贯穿在人类认识及其成果的各个领域和方面,而且体现在人类文化发展创新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和最高的存在样式就是哲学思维。理论思维具有三个层次:一是基于生活经验的道理、常理进行总结,解决常识性问题;二是来源于学理的哲理升华,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思想困惑;三是立足于人类理性的真理追求,进行人与社会的终极追问,回答"人从何处来,将向何处去”和“社会发展是怎样的,将来会如何"等根本性问题。
理论思维能有效地帮助人们准确地发现问题、科学地认识问题,有效地处理问题,进行基于经验积累上的总结提高和知识创新,不断地纠正谬误、追求真知,捍卫真理。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其理论思维集中地体现为捕捉、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理论洞察力,总结,凝练和升华问题的理论概括力,激活、重组和创新问题的理论想象力,分析、阐释和论证问题的理论思辨力,拓展,深化和解决问题的理论思想力。因此,恩格斯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制高点上精辟地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只有在攀登科学顶峰的艰苦努力中，研究者坚持并坚定理论思维,才能"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问题开始”,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标志,在人类文明史上建造了文化高地和精神灯塔,这来自创立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忠于事实的优良学风,特别是运用理论思维的高超艺术,为后世树立了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史学名著,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农民战争》《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类学笔记》等,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思想石破天惊的穿透力和震古烁今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万丈光芒和光耀后世的精神伟力,印证了经典作家理论思维的精致神韵、恢弘气度和宽广视野。只有这样,唯物史观才能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面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一一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蕴含在唯物史观中的思辨性、哲理性、客观性、批判性、通透性、真理性的理论观点与思想阐发,不仅彰显思想引领,理论征服,观点闪亮的无穷魅力,也为后世史家从事历史研究提供了思想方法上的根本要求和学术走向上的范式遵循。因此,重视理论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根本要求。
三、理论思维是中国历史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中华大地,我们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世代绵延的中国历史发展既具有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精神健朗、体系博大的内在品质,又具有海纳百川,包容汇聚,与时俱进,创新精进的文化底蕴。历史表明:中国历史从未中断，形成了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文明特征;中华文化从未断流,形成了共同坚守、奔涌向前、多样一体、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文明品格。与中国历史延续发展相生相伴的中国历史研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资源和充足养料。如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举世无双具有内在生长基因和密码一样,以历史研究为内容的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内生机理,是为中华文化所滋养并和谐共生的理论思维。
“理论思维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个以人文科学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学人所必须要下功夫的方面”。总之,理论思维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兴盛发展的精神脊梁和文化支撑。思想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时代的口号。近代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凌,"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但是,中国先进分子从来都没有停止追求进步,振兴中华的脚步。中国近代的历史研究事业与时偕行,追赶时代,一切都源于史学家的时代意识和理论思考。虽说理论思维催生历史意识,但理论思维常常也体现为推动历史研究方法创新的超凡智慧。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批判"旧史学",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强调围绕“民史”进行研究。王国维、陈寅恪革新研究方法,先后提出文献与考古文物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文献,考古文物与"以诗证史”相结合的“三重证据法”,创新并拓展了历史研究路径。即便是以文献资料见长,运用传统研究方法治学的历史学家,也体现了时代精神。理论思维更是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进步的根本保障和创新依据。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一百多年来看,决定中国史学发展命运的最大法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史学传统相结合,走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之路。这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根本出路。
运用理论思维,创新中国历史研究在学习掌握唯物史观、认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明确中国社会解放道路、中国古代史研究“五朵金花”、中国通史研究,历史人物评价,中国世界史研究体系建设、史学理论、中国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等领域,都取得重大突破和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所预言的中国史学因唯物史观而"日益隆盛",成为美好现实;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中国历史研究提出要求,“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成为中国历史研究新的学术规范。这一史学研究规范具有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中国表达和中国风格的特色、特点和魅力,一直得到史学研究者遵循.因此得以传承下来,影响深远。
四、理论思维为历史研究的思想穿透力提供强大力量
每个时代都有体现时代要求的理论思维,每个时代都有反映时代特征的历史观照,每个时代的问题意识都来自深刻而伟大的时代变革。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开拓前进的主旋律和时代主题,每一时代都要求张扬奋发有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力量,每一时代都要求历史学家拿起史笔,创新史识,展示才华,厚积家国情怀,弘扬主体精神,体现历史研究的思想穿透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时代,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激荡共生的伟大时代,是担负推动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的伟大时代,也是学术文化精彩纷呈,思想家、学术名家人才辈出,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伟大时代。身处新时代的历史研究者不负伟大时代召唤,担当新时代新的历史责任,发扬史家主体精神,展现理论思维力量,谱写有思想穿透力的新时代中国史学新篇章,这既是人生的际遇,也是人生的幸运。
思想穿透力与研究者的理论思维紧密相连,密不可分。思想的穿透力来自研究主体的阅历、学历、识力、毅力和魄力,它是一种综合性、复合型学术创造，不能就思想来谈思想,更不能就穿透力来谈穿透力。思想的穿透力有别于物理的穿透力,它绵长而深厚，它无形而深刻,它活跃而深远;思想的穿透力主要来自知识厚实,智慧深邃和说理透彻。其中的“识力”,就是研究主体的理论思维能力,它要求保持理论思维的活力,“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是其最为鲜明、最为突出的特征,具有决定性,引领性作用。当然,从研究主体思想的力度来说,思想有多远，行动就有多远;反过来说,实践的深度、力度与广度，也影响甚至是决定思想的深度、学术的厚度、创新的程度和影响的力度,两者呈正向关系,相辅相成。任何一个社会阶段上的历史研究,都属于它所处的特定时代,总是高扬时代精神;没有置身时代之外的历史研究,更没有离开时代精神的历史思想,史学思想和史家精神。因此,历史研究的思想穿透力,也是时代精神、时代要求的穿透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希望全国历史研究工作者“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提出了史家主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的根本要求和前进方向。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能够傲到“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就能在历史思想领域实现中国人“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以中国历史问题为中心,构建中华民族自主的历史知识体系,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历史研究者只有具备强大的理论思维能力,养成历史理论思维习惯,才能抒发嘹亮的思想声音,才能发挥强劲的理论穿透力。理论思维既是研究者的一种素质、能力,也是一种思想的内涵、品质。历史理论思维不外乎活跃在现象与本质(史料与史识)、原因与结果(因果联系)、个体结论与整体把握(具体观点与规律性概括),具体的历史结论与抽象的历史理论升华四个层面上展开;离开了历史理论思维,就不称其为历史研究,更谈不上“独寻真知启后人”式严肃的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者要站在历史与时代最深厚的结合部,挺立在时代进步的最前端,聚焦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将德、识、才、学有机统一,把最有创新品质的历史思想,最能满足时代需要的文化成果贡献出来。
（本文同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4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