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和基本功。运用调查研究这一方法论武器，中国共产党有效克服了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所遭遇的认识论挑战，独立自主地开辟中国革命建设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认识论视角思考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经验，有利于深入认识调查研究本质，深刻把握调查研究规律，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调查研究  认识论  独立自主  

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系统完整的调查研究经验。运用调查研究这一方法论武器，中国共产党有效克服了革命建设中所遭遇的各类认识论挑战，独立自主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和基本功，党中央多次号召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全体共产党人的工作本领。从认识论视角对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经验进行理论思考，有利于深入认识调查研究本质，深刻把握调查研究规律，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中的现象与本质

现象与本质是对立统一的认识论范畴，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是认识的基本任务。调查研究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透过现象看本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行动武器。

（一）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本质与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本质上是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实现行动目标的手段与方法。相较于一般的社会实践，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既有高度的客观性，又有鲜明的主观性；既有直接的现实性，又有广泛的群众性；既有强烈的目的性，又有丰富的创造性。在调查过程中，调查研究对于具体实践能够保持相对客观中立的态度，有效超越纷争分歧，但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又不能不具有强烈的主观性、立场性和行动性。任何调查研究都要在生产生活的实际场景中进行，这决定了调查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基层性、一线性，决定了调查研究以直面现实问题，关注现实诉求为其秉性品格。一线性才能使调查研究真正解决问题。群众性是调查研究的终极目标，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本质是走群众路线。群众身处基层，工作在一线，如实反映群众情感态度、利益诉求、好恶得失才能使党的工作不脱离群众，使调查研究真正能够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目的指向非常明确。正因为调查研究目的明确，政策指向性强，才会使调查研究具有丰富的创造性。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没有调查研究，不可能诞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如此之多的创新理论成果以及百余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建设所制定的各种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

同时要清醒认识到，调查研究所从事的仍是基础性工作，并非灵丹妙药，有其局限性。首先可能存在虚假调研、“被”调研，出现只看“门面”“窗口”，不看“后院”“角落”的“隔层纸”式的“伪”调研；出现拼大堆、集锦化、样板化的“盆景式”“花园式”调研；出现“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的形式主义调研以及提前“策划”、精心“导演”、群众由干部“扮演”的“被”调研。其次，由于点与面、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复杂关系，即使进行了典型调查，也可能并不典型，无法推广。第三，调查研究需要与科学理论、历史经验、现实教训等共同作用，形成整体知识谱系，不能排斥其他认识论方法的作用。第四，调查研究需要与时俱进，除旧布新，运用最新科技手段，全面掌握信息。

（二）调查研究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建设本质规律的探索

调查研究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探求事物真相本质、发展规律的手段方法。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查研究克服假象的干扰，拨开表象的迷雾，探索中国革命本质规律。大革命浪潮中，毛泽东通过充分调查研究，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本质，指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前瞻性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为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迈出了第一步。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进行了36次农村调查，撰写了12篇调查报告，深入分析了土地所有制问题背后的政治阶级本质和各方利益关系，为制定党的正确土地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揭示土地革命规律提供了底层逻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有的将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有的将私有经济的存在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通过在东北、广东、上海等地的实地调查，积七十年革命建设的经验和理论，正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显然，计划、市场、雇工、自留地、证券、股市等等，都不是判断社会主义本质的标准，它们只是某种经济现象，将它们视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本质，显然是受到假象的欺骗和成见的干扰。调查研究就是要到一线去、到基层去，听取群众的呼声和意见，才能透过现象，击穿假象，直达本质，获得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知。

二、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中的感性与理性

感性是指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等直观形式的认识。^[2] 理性具有多重内涵，在认识论领域，理性既是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或能力，又是划分认识能力发展阶段的用语。^[3] 调查研究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转变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形成的方法论前提和源头活水。

（一）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中的感性与理性

调查研究是对人们过往实践的反思和总结，能够起到巩固认识、纠正认识、深化认识的作用。首先，调查研究能够二次回忆过往实践，为感性认识提供更丰富的素材、更深刻的模写，巩固感觉对客观实在的直接反映，整合知觉对客观实在的整体抽象，进而再现和重组表象对客观实在的唤醒、分离和巩固。1925年1—8月共8个月的社会调查、革命实践和1927年初在湖南五县的32天农村调查大大提高了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感性认识，为他形成对农民和土地问题的理性认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调查研究能够推动主体概括事物属性，形成有效概念，凝聚、评估或者纠正主体对事物的性质判断，推动主体从概念和判断中合乎逻辑地推理出相关命题或结论。毛泽东所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没收分配政策是在几十次农村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体现了由概念、判断到推理的理性认识过程。没有宁冈、永新、寻乌等地的调查，毛泽东不可能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概念，不可能作出按人口平均分配，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等判断。^[4]

第三，调查研究能够推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不断飞跃，推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相互联系、对立统一过程，推动主体对认识—实践过程的不断循环，深化主体无限接近对客观实在的认知。调查研究有不同的层次，也并非一蹴而就。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既有初步的一般调查，也有专门的高级调查。初步调查的目的是收集整理资料，获取感性认识。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带着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带着解决问题的政策目标，毛泽东又进行一些专项专门的调查研究，以形成明确的理论判断和政策结论，体现了他在土地政策问题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断飞跃。例如，寻乌调查就是为了全面了解富农问题，正确判断富农阶层在土地革命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形成对富农问题的理性认识，以制定正确的富农政策。没有这些前后相继，不断发展升级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对土地政策的认识不可能经由感性向理性的不断飞跃。

毛泽东所强调的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跃进的十六字方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固然需要理论思维予以抽象提炼，但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所提供的比较、鉴别、分辨功能。要克服“粗”“伪”的干扰，获得“精”“真”，并将事物的“此”与“彼”、“表”与“里”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实践。通过专门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反思过往实践，恰恰是一种最好的过滤和提升，它为理论抽象提供现实基础，与其互相配合，共同推进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

（二）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中的认识与实践

调查研究对于正确处理认识与实践关系能够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促进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实践的无限循环过程的正常开展。调查研究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可适用于认识—实践循环的全过程。调查研究通过在基层一线的调查了解，能够强化、深化、巩固感性认识积累的材料，使感性认识不断深化；而一些专项调查研究则可能专门针对实践中的高难度问题或理论政策问题，使认识主体对客观实在的理性认识不断提高。调查研究所具有的回溯性、总结性、反思性特征又能使认识主体对过往实践不断去粗取精，向着无限接近客观现实的方向发展。可见，调查研究是认识—实践关系中的阶段性推动力，正确运用调查研究，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

调查研究对于正确处理认识与实践关系能够起到显影剂的作用，检验纠正认识与实践关系中的偏离背离之处。认识—实践关系的无限循环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实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偏离甚至背离理想轨道的，错误处理二者辩证关系的也大有人在。如何纠正这种偏离呢？只有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反思性实践，去检验认识—实践关系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检验既有的感觉、知觉是否属实，作出的判断、推理是否正确，制定的政策、方针是否符合现实需要。以检验反思为基础，再通过认识—实践的反复循环，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限接近对客观实在的正确认知。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革命和建设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我们就能纠正对认识—实践正确关系轨道的偏离；什么时候丢掉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我们就会偏离正确的认知轨道，作出错误的判断决策。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并非一开始就得到党内外的认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度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建立农村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5] 共产国际和时任中央负责人对工农武装割据式革命道路的认识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他们远离农村革命实践，对根据地这一新生事物既无感性认识，也无理性认识，在认识—实践关系上偏离了正确轨道。就认识论而言，造成这一错误的关键在于扭曲了认识—实践关系，不但使认识脱离实践，而且以不符合实践要求的理性认识（苏俄革命经验）来否定中国的实践，既犯了认识实践脱节，又犯了使认识凌驾于实践之上的认识论错误。就方法论而言，造成这一认识论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没有到基层一线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无法总结判断一线实践活动，认识—实践关系的扭曲和错误判断的产生就在所难免了。

三、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中的共性与个性

共性与个性涉及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所要解决的是中国革命建设中的一般规律与个别规律、普遍经验与特殊经验、共性道路与个性道路之间在策略政策、经验理论上的复杂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实践表明，照抄照搬苏俄革命建设经验不可能取得本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各国革命建设既要遵循普遍经验、一般规律，更要结合本国国情，探索特定国家革命建设的个别规律、特殊经验。问题在于，各国的独立探索受到既有观念、理论、制度、组织等方面的限制，唯一的办法就是尊重各国实践，在实践中突破旧限制，开辟新道路，而调查研究是实践创新的底层逻辑、基础支撑。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没有人认为农民将会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毛泽东等人在偏远乡村实行农村割据五六年之后，仍被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因为毛泽东所走的是一条与十月革命完全不同的道路，似乎违背了俄国革命所昭示的一般规律。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习苏联经验，实行计划经济成为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毫无疑问也是新中国的选择。但事实证明，照抄照搬苏俄革命经验，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在现实中已经被碰得头破血流，付出惨重代价。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只能造成商品短缺，劳动生产率低下，技术进步缓慢，经济发展过慢，无异于安乐死，甚至要被开除“球籍”。

怎样正确识别符合本国实际的个性？需要调查研究。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力军，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个性，它包含了共产党领导、暴力革命、社会主义方向等无产阶级革命的共性，又体现了农村、农民、割据、渐进式发展等中国革命的个性。农村、农民这些中国革命的个性元素是如何寻找到的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全国十几个根据地的革命实践探索形成的。其中，调查研究在识别农民阶级性、革命性尤其是农民与土地关系，制定正确土地政策以引导农民参加革命等方面起到的是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逐渐走出一条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内涵，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也是与这一时期党的各级领导在国内外所进行的广泛调查研究分不开。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相比，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遵循了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等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共性，但又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改革开放等个性。

从认识论逻辑来看，教条主义所犯的错误在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苏联模式和中国道路都是个别事物，都同时包含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性和本国国情的个性，但由于苏俄、苏联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先发性，而被教条主义者将其所有属性特征都看成是全部共性，使其成为全称推理，并被唯一化、神圣化、迷信化而照抄照搬到中国来。真正的认识论逻辑既要运用归纳推理，概括那些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立探索、自主实践，也要运用类比推理，借鉴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中那些不可绕开的共性“硬核”。当然，缺乏一线实践和反复调查研究，甚至不交惨痛的学费，人们也是无法识别哪些是“硬核”原则，又有哪些是特定的个性要求的，正确认识总是要经历十分复杂、无限循环的曲折过程的。

四、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中的内因与外因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内因，而非外因。“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决定中国共产党改造客观世界成败的关键在于革命主体能否独立自主地制定符合中国革命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革命内部的矛盾性和革命主体对矛盾规律的认识始终是决定革命成败的根本原因。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是独立自主的基础和前提，调查研究才能弄清中国革命个性，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才能进行理论创新，自主正确探索革命规律，而不是依靠来自其他国家的革命输入、理论照抄、经验照搬。

毛泽东指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原因——右倾机会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7]。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归结到一点，中国革命的内因外因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坚持独立自主的问题。对内因是依据的强调意味着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是中国革命开创新道路的第一原则。任何国家干革命，搞建设都必须把力量放在自身的基点上，要依靠自己去独立探索、自主决策，外部经验只能借鉴参考，不能全盘照搬。任何革命建设不需要脱离实际、高高在上的“教师爷”。迷信他国，输入他国的资金、理论、政策甚至干部，让外国人代替中国人作思考，作决策，这在认识论上颠倒了内因外因关系。让外因唱主角，去主导，不可能走出一条正确的革命之路。

但是，坚持独立自主，依靠自身力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普通人不可能有“千里眼”或“上帝视角”，这就需要主体去调查研究，到基层一线了解情况，虚心向群众请教，突破时空限制，正确全面地掌握客观实际，加之以马列原理的正确指导，使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发展。进行调查研究摸清中国国情，摸清人心所向，摸清不同阶层利益需求，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调查研究是独立自主，走中国人自己道路的底气所在。

五、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中的主观与客观

由于中国革命建设的后发特殊性，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关系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由此形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正面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与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相对立的是主观主义的认识论路线，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在本体论上，主观主义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在认识论上，则表现为认识与实践相脱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被看成是最大的认识论敌人，是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成为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革命年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至少有三种形态：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党八股（洋八股）。建设年代，党内的主观主义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如何克服主观主义？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综合施诊，实现三个认识论循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无限循环，解决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相符问题；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无限循环，解决共性与个性、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问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决理论与实践、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问题。实现三个认识论循环的立足点是什么呢？就是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8] 要了解客观实际，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9]。毛泽东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10] 邓小平强调，要避免主观偏离客观，只有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11] 正因如此，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12] 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传家宝，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13]

六、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中的经验与理论

经验和理论是重要的认识论范畴，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对经验进行归纳，对理论开展抽象将使主体对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认知更加深刻，使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更为紧密。

（一）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中的经验与经验论

经验可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自我经验和他者经验。大革命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缺乏革命经验，但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的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党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提供了可能。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并非照抄照搬，但总体而言，在大革命时期至土地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无法突破以苏联经验为指导的局限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建设要结合中国实际，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总体上学习借鉴的仍是苏联模式。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来自社会实践，如果运用结合得当，无疑有助于新的社会实践。运用得当是指遵循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社会实践的认识循环过程，科学归纳主体的经验体验，丰富提高感性认识，为理性认识提供必要素材，并使之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承认直接经验既有基础性、现实性，也有局限性、片面性是对直接经验运用得当的前提。如果沉迷于对具体事务的关注，对局部经验的推崇，就会走向经验主义或“狭隘经验论”。结合得当，是指要清晰洞察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是否具有耦合性，间接经验能否为中国所用。间接经验要与直接经验结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正确识别假共性与真共性。苏联“消灭富农”的经验对于中国土地革命来说是假共性，因为二者所处历史阶段不同，不可照搬。十月革命所彰示的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道路是真共性，是所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都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二是间接经验的共性与直接经验的个性之间是否存在冲突。苏俄革命的城市中心论一度被认为是共性经验，但在中国革命中处处碰壁，党组织的多次城市罢工和攻打大城市失败，表明城市中心论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与中国共产党以农民为主力军，以农村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实践探索存在冲突，并不适用于中国革命。

如何克服经验论，正确运用结合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呢？唯一的办法仍是调查研究和社会实践。经验主义的根本局限在于片面性、机械性、将偶然当成必然的表象性。“盲人摸象”说明，如果执念于局部感觉，会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片面性错误；“刻舟求剑”说明，如果执念于过往经验，会犯时过境不迁的机械性错误；“守株待兔”说明，如果执念于偶发的随机性成功，会犯将偶然当成必然的表象性错误。调查研究有效衔接调查与研究，其调查部分来源于经验，又总结反思经验，提高经验认识；其研究部分通过理性思维提炼、抽象经验认识，使经验认识向必然性、普遍性、理性认识的方向发展。由于调查与研究密切结合，通过研究分析和理性思维得出的初步结论又能够便利地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再通过多次反复调查研究不断实现认识—实践多次循环，在循环进程中持续克服经验主义所具有的片面性、机械性和表象性认识局限。

（二）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中的理论与唯理论

理论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由概念、判断、命题或原理等组成的知识体系。理论具有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能够描述事物的特征，揭示事物的本质，概括事物发展的规律。

理论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中最大的意识形态争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条主义一度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领导人的僵化思想则一度使“文革”后的中国陷入徘徊局面。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僵化思想，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犯了唯理论的错误，片面夸大书本知识的作用，轻视感性经验和实践的作用，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的教条生搬硬套，而不知联系客观实际运用科学理论指导社会实践。

如何克服唯理论和教条主义呢？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以辩证法为指导，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因事制宜。调查研究是实践的一种，有其专业性、系统性、科学性，调查与研究结合起来，加以理论的指导，则其对于真理、政策的检验更加专业有效，更为科学有力。

另一方面，调查研究也需要以科学的理论进行指导，调查研究一旦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认识论相结合，就会如虎添翼，功效倍增。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的，否则，对同样的农民运动“过火”的现象，不可能得出与陈独秀等人完全相反的正确的判断和结论。科学理论可以帮助调查研究克服点面矛盾、典型调查与普遍规律之间的不一致性；提高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程度；使调查研究更具前瞻性，调查研究结果运用更为有效。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以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发展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的正确思想路线。正确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法宝、认识论法宝，调查研究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思想路线的方法论基础。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3]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2页；第3275~3276页。

[4]《毛泽东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

[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5页。

[6][7][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第303页；第112页。

[8][12]《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页；第309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11]《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1~82页。

[13] 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学习时报》2011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