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

唐鸣，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基层治理研究。

二、引用信息

《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

三、研究背景

压力型体制这一分析概念作为反映我国以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运作模式，自1998年由荣敬本等人提出，迅速获得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学者的接受和应用，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运作的系统分析中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与合理性。

然而，该理论解释视角也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和场域要求。有学者发现，同样的地方，与21世纪前十年相比，政治运行体制虽然也是压力型的，但其作用机制和运作逻辑均发生了异变，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时代背景和发展目标的重新设置，松动了压力型体制的社会土壤和制度基础，这使得这一概念逐渐显现出分析的局限性和解释力不足的情形，导致其作用机制和运行逻辑发生变化。

作者针对这一问题，首先梳理压力型体制的内涵、运作机理和异化反应，辨明新时代压力型体制作用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目标出现的变化，继而阐明新时代压力型体制新的核心要素、时代特征，并结合G镇“农村人居环境检查督导”案例分析新压力体制的生成机理和运行逻辑。

作者发现，新时代国家对乡村的整合由“汲取式”向“供给式”转变，大量的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以政治任务的方式自上而下推行。当诸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在乡镇基层政府眼里的日常性工作成为政治任务后，具体工作的落实就会被常规化执行，有时会出现选择性执行、替代执行等变通的策略行为，这使得国家的政策在落地时出现效能损耗，群众满意度不高。为了保证下乡资源的安全和有效性，国家将各种规范、标准、监督、检查也下沉至乡村，同时，借助新技术，群众可以越过基层政府向更高级别的政府投诉，国家和社会对乡镇基层政府实现了全方位的监督。当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偏差被发现时，上级政府就会以党纪进行处理、纠偏，以保证政治任务的顺利推进。在讲政治的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时，在全面的监督下，党员干部面对跨层级的“陌生人”督查、个人被追责及压力源的多元化下，从内心上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所有基层干部积极主动地干事创新的主要动力。

四、正文

五、学习体会

在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治理目标转变的新时代背景下，压力型体制分析概念在乡镇治理场域的解释力暴露不足。作者以G镇“农村人居环境问题检查督导”事件为分析案例，对县乡政治生态进行细致剖析，提出“‘政、纪驱动’的新压力型体制”这一泛科层化的政治体制运作新模式。工作任务的政治化、党规政纪的约束化、督查督办的技术化以及外部压力的内生化，使新压力型体制呈现政治性、纪律性、技术性和内生性的新特征。本文对新时代乡镇治理场域新变化进行了高度理论提炼，弥补了既有理论的不足，具有较高的时代性、前沿性与创新性。

——2022级研究生韩占伟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唐鸣老师的文章基于对J省S市F县G镇“农村人居环境检查督导”案例的观察与分析，采用“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结合新时代新的时空背景，提出“政、纪驱动”的新压力型体制。文章通过阐释“政、纪驱动型”压力型体制的概念内涵，分析其运行方式与原因，总结其运行逻辑以破除旧压力型体制研究存在的解释力局限。其中，文章第四部分在解释新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时，我明显认识到作者对于G镇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其多样化调研手段、精细化研究分析、逻辑化文本阐述值得我们学习。

——2020级本科生苏豪

作者从新时代背景下“压力型体制”理论的变化入手，厘清“压力型体制”的发展脉络，梳理理论的发展历史，结合时代特征创造性提出了“政、纪驱动”的新压力型体制的概念，并就其概念内涵、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的层面基于“案例—归纳—演绎”的分析框架，高屋建瓴地做了结构性论述，并指出了在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新压力型体制面对的老问题和新挑战。本文为基层治理的体制性改革与打破乡村治理的制度性困境、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

——2021级本科生葛梓涵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新压力型体制对于基层落实中央政策有着强劲的推动作用，中央的压力型体制变革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使社会有序发展做出了制度层面的努力。作为上级政府激励的“抓手”，新压力型体制具有时代适应性。作者通过对具体案例的调研分析中发现了这一体制在乡镇治理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对其缺乏正向激励的这一不足进行了论证。全文逻辑清晰，以实践调研得来的发现为结论提供有力支撑，对于乡镇深化改革、推进中央与地方的衔接具有重要作用。

——2022级本科生赖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