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内容】

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载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文化融合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灵魂，它不仅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持续受到关注。从21世纪初学术界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理念的初步提出，到如今《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等重要文件的一再强调，加快城乡间文化要素双向流动，形成以点带面、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均衡配置的城乡文化发展新格局，已然成为新时代新征程的一个重要目标。作为提升县域经济与乡村发展的重要模块，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是巩固城乡两个微观单元、形成优秀文化成果、实现城乡文化共同发展和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举措，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也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当前学术界在城乡文化融合的理论渊源、内涵缕析、发展动态分析、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清晰地呈现出我国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学理意义与应用价值。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研究者开始尝试探讨城乡文化融合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联：一方面期许能够从乡村振兴视角探寻新而有效的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切入点和实践路径；另一方面，也希望进一步推动城乡文化双向流动，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如方坤等认为，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关键点在于乡村振兴；傅才武等从价值耦合、商业价值等方面，探讨了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然而，学术界对两者之间有何更深层次的内在关联，如何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尚缺乏更加细致的讨论与深入的思考。有鉴于此，深度认识两者之间的耦合机理，以更好地理解城乡文化融合的重要意义，并为在实践中破解城乡文化融合的难点和堵点提供理论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耦合关系

城乡文化融合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重要一环。在推动城乡关系调整、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在新时代背景下，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不仅能够培育乡土情怀、传承乡土文化，而且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支持，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为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提供契机的同时，为之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发展条件，两者不能各自单独存在，而是具有必然的关联，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也就是一种耦合关系。我们探寻二者的关系，可以从“目标—价值—能量”三个维度有机展开（详见图1）。这些内在的耦合性联系，合力构成了城乡文化融合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为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实现人民精神富足提供理论支撑。

（一）目标耦合：瞄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和大趋势，乡村振兴必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和中心任务之一。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源远流长。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文化源头，奠定了中国的发展基础在乡村。近代以来，我国的有识之士对乡村社会的探索从未止步。例如，晏阳初推行“平民教育”、梁漱溟提出“乡村教育”、卢作孚开创“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等，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几个关键性历史节点，乡村建设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和有机构成。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视角看，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不仅与现代化使命一致，而且更加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实现城乡文化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与实现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协调推进、协同提升，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然而，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步调并不完全一致，乡村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时常显得相对滞后。因此，大力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助力文化润心、文化启智、文化育人，是实现城乡发展平衡的关键环节，对于推动乡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与此同时，其成果反哺于城乡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发展、集成发展、快速健康发展。总而言之，推进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揭示了城乡文化融合与乡村振兴之间立足国情、协同促进的目标指向和内涵要义，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助力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价值耦合：体现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

将人民至上作为城乡文化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价值理念，既体现了文化为民、兴文靠民、文化建设成果为人民群众所共享的价值取向，也彰显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执政立场。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中，坚持人民至上体现在为农民而兴事业、为农民而建基业上，“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着力文化为民，是我们党文化建设历史的经验总结。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致力于根据地乡村文化建设与提升农民精神生活，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围绕“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乡村建设始终遵循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路，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深刻提出了更深层次的发展理念，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文化具有基础性重要地位。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正是充分彰显了这一发展理念和要求。城乡文化融合的主体是人民，文化成果由人民创造。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需求，是解决城乡重大民生问题的关键。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从“城乡文化一体化”到“城乡文化融合”，通过促进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提升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乡村文化“空心”化面貌，保障城乡居民日益强烈的文化生活需求，就是助力乡村振兴。城乡文化融合正是实现“全面发展”要求的重要步骤。乡村文化的传统美德，如刻苦耐劳、勤劳节俭、朴实笃实等等，与城市文化的开放性和创新性相融合，有力地促进了城乡文化的广泛交流与深度融合。这不仅丰富了城乡文化的内涵，还为城乡居民提供了更为新颖的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可以有效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因此，乡村振兴与城乡文化融合之所以能够相互照应、相互协同，在于其价值主体与实践发展相契合、相促进。总之，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是两者价值追求的共同基础和逻辑归属。

（三）能量耦合：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双向互动

现实存在的城乡文化融合系统可以被看作是能量系统。当能量在不同系统之间进行有效传递时，可以发挥“能量耦合效应”。城乡文化融合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能量耦合，是指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引导下，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城乡互动的力度和水平。随着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文件，为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与此同时，从两者相互作用的物质条件、制度条件、社会条件上，也能体现城乡文化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发展的客观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

首先，从物质条件来看。实现城乡文化融合，需要生产力发展与物质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近年来，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业的基础地位更加稳固，农民收入逐年增加，农村发展越来越好。这表明，通过乡村经济不断发展，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得到相应保障；反过来看，城乡文化相互渗透，也助推了物质条件的提升，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其次，从制度条件来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经济基础之一，农村集体所有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制度条件。城乡文化协调发展，总是通过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下的生产资料共有机制得以实现，并在农村集体文化活动中具体展现出来的。这说明，制度条件不仅能够增加农民利益，还能够推动农村文化传承，为城乡文化融合注入新活力。

最后，从技术条件来看。任何一种乡村治理体制的有效实施，都需要有与之契合的科学技术水平。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为当前的城乡社会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乡村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不仅促进了乡村优秀文化资源走出去，也便利了城市新兴文化资源引进来，打破了空间上的若干限制，形成了更为密切的融合。科技进步对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形成推动力，为城乡文化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不断创造有利条件。

二、乡村振兴视域下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困境透视

当前，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已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就实现乡村振兴的整体目标而言，城乡文化在融合进程中还面临内生理念闭塞、主体力量欠缺、空间资源失调以及供需关系失衡等实践难题，推进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

（一）理念之困——城乡文化理念的沟通壁垒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论，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文化理念则建立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然而，由于城乡发展不同步，城乡之间在文化理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阻滞了城乡文化融合进程。这主要体现为：

一是存在对乡村文化的误读。传统乡土文化经常被赋予“落后”“土气”等负面标签。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部分年轻人倾向于追求所谓的“新潮文化”，并将它视为“自由”的象征，而视传统乡土文化为糟粕。这种理念的转变导致诸如“质朴”“勤俭”等传统美德被边缘化，消费主义大行其道。

二是在交流中陷入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单方面侵蚀。尽管物质生活上城乡差距越来越小，但在精神文化层面，城乡差距却依然巨大。在文化建设上有时忽略了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和连续性，将城市文化发展模式机械地移植到乡村环境中，造成水土不服，甚至使得那些历经数千年沉淀下来的优秀文化内涵逐渐流失。一些受到城市文化熏陶的大学毕业生，一时间面对乡村环境产生了一种“身处异质性文化场域”的不适应症。

三是在政府投入上对乡村文化建设支持不足。城乡公共文化投入的比例严重失衡，既是因为财力不足，也是因为在理念上对乡村文化建设重视不够。部分干部存在农民只看重经济增收的错误观念，文化建设投入能少就少点，这就导致乡村文化建设经常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

（二）主体之困——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人才流失

研究者指出，乡村人口问题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挑战，文化建设人才不足，是影响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农村青年劳动力外流加剧了乡村文化人才流失，是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中乡村主体缺失的主因。因此，分析乡村人才外流的主要因素以及人才外流后乡村文化发展的现状，能够为政府制定相关的文化人才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大量乡村青壮劳动力涌向城市，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和改善生活条件。青壮年劳动力原本是推动农村文化进步和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但随着他们在城镇化浪潮中纷纷迁移至城市，形成了新的居住、就业格局。就人才外流后乡村文化发展现状来看。伴随村庄常住人口减少，文化活动开展困难。特别是随着承载乡村文化记忆的老一辈相继衰老或去世，许多传统文化技艺正面临着失传的风险。乡村文化的受众群体因为迁移而“缺席”，而新的传承者尚未到位，造成传统文化技艺在传承与创新方面形成断层。此外，由于教育资源出现向城镇集中的趋势，许多乡村地区的学校搬迁至市镇，进一步加剧“城镇挤、村庄弱”的现象。这种单向的人口流动不仅削弱了乡村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也加深了城乡文化之间的差距。因此，乡村文化在失去重要传承者和创新者的背景下，如何完善人才机制，引进所需人才，是乡村振兴中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空间之困——物质发展领域中的文化滞后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福斯特·奥格本（W.F.Ogburn）在研究中提出“文化滞后”的概念，即物质文化（如工具、机器等）的变革常常领先于非物质文化（如制度、习俗等）的调整速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滞后”现象也比较突出。这种不平衡既体现在城市也体现在乡村，城市在物质层面迅速发展的同时，其文化层面并未同步跟进，出现了奥格本所描述的“文化滞后”。乡村文化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由于长期存在非均衡的经济、社会政策等，乡村文化发展滞后，表现为文化设施落后、文化活动匮乏等问题。这不仅削弱了乡村文化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而且加剧了城乡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文化在生存空间上正不断遭受挤压。有学者统计，2000年至2010年，在短短的十年间，我国传统村落消失了90余万个。对此，还有学者提出了“村落终结说”。乡村文化伴随着村落的消失而不断消逝，农民的集体意识与公共精神逐渐淡薄，严重影响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善治宜居。

（四）供需之困——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失衡

在现实中，还存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构性失灵和供需结构失衡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城乡文化融合的物质载体，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在推进中面临经济层面、物质层面、服务层面的现实困厄。经济层面失衡的挑战表现为文化生产力和公共文化服务同基层百姓的需求不适应，特别是体现在农村地区群众、城市经济困难人群、进城农民工这一类群体上。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尽管我国从总体上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但依然无法均衡地照顾到每个区域民众的文化需求。物质层面失衡的挑战体现在区域、城乡差异还十分明显。东部地区在人口规模、经济质量、收入水平等方面与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距，因而优质文化资源主要聚集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地区依靠其坚实的经济实力，建立了较为全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比之下，尽管近年来一些农村地区已经开始建设“农村书屋”“乡村体育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但其成效相较于城市而言，仍然显得不足。服务层面失衡的挑战，则体现在城乡社会组织发展的固化现象之中。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缩减，本应提高覆盖面、渗透率、普及性的社会组织，却限于农村社会组织的规模、结构、管理与功能等方面问题，在加速城乡文化融合、推动农村文化发展作用上发挥明显不足，导致农村居民在行使文化权利时面临诸多障碍，他们往往难以获得参与合适文化活动的机会。

三、乡村振兴中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路径优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高度重视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失衡问题的关键依托。针对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存在的现实难点，从理念引领、主体建设、技术支撑、供需重塑等层面协同发力，有利于推动工农互促与城乡互补，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

（一）理念引领：增强城乡文化融合的思想认同

首先是基于文化利益共享的理念，增进城乡文化的双向认同。城乡文化共享和认同，源于城乡文化之间双向平等互动。通过教育、旅游、艺术展览等多种形式，增进城乡之间相互理解和尊重，有效激发互动力；利用地方志、口述历史、影视作品等多种方式，讲述地方故事，塑造地方形象，培养居民和游客对乡村的情感认同，建立起平等互动的常态化联系纽带。

其次是增强城乡文化双向交流理念，促进城乡文化共生互动。传统村落与现代都市之间的文化融合，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其在文化上是互相支撑、协同促进的依存关系。重塑新型共有式的城乡文化关系，就是要立足于多元文化共融共生这个基点，着力推动城乡文化发展走向共生共荣，以此推动城乡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最后是运用新发展理念，精准拓展城乡文化共同体所需要的特色文化资源。促进地方特色文化与城镇化发展融合，发展城乡生态与人文内生力互嵌、交融的优势特色产业，形成城乡产业“一带一”发展的独特氛围，借助产业赋能，让城乡居民产生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推动城乡文化在内涵上提升质量、在空间上拓展规模、在品质上提升层次。

（二）主体建设：壮大城乡文化融合人才队伍

在城乡文化融合双向互动的所有要素资源中，人才支撑是基础。因此，在城乡文化发展的主体建设上，只有培养出大批实用型人才和积极引进高质量的建设人才，才能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赢得发展主动，有效规避人才短缺的风险。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性要素。

一方面，基层政府既是乡村发展的领导者与推动者，也是城乡文化传承和重构过程中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基层干部和相关人员对本地区乡土文化要有高度的文化认同感、坚定的文化自信、充分的文化自觉和积极的文化主动，将情感认同转化为发展动力。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的基层人才队伍，就能最大限度地引导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人才队伍建设不仅要关注培育和引进城市文化骨干，更要将目光投向乡村的文化贤能。在城乡之间搭建起文化人才交流与合作的宽广平台，为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还要注重培育乡土文化的多元主体，多方配合，形成合力推动乡土文化发展。着力培育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同时要从实际出发，科学构建“政府主导、院校主体、社会参与、协作共育”的文化培训模式，定期开展培训课程，定向培养农业农村文化人才，培养新型职业化农民实用型人才队伍，使之成为城乡文化融合的第一梯队。此外，还需积极发挥文化企业在城乡文化融合人才培养中的特殊作用，让文化人才在市场中历练成长。建立城乡文化人才共享数据库，通过信息化、数智化等高新技术手段，搭建人才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城乡之间、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协同发展。

（三）技术支撑：优化城乡文化融合空间生态

首先是善用数字化媒介，发挥城乡文化融合的教育功能。针对城乡之间不同区域教育资源的明显差距，人们需要通过数字技术促进知识以数字化形式储存、传播和创新。数字化媒介是城乡教育资源流动的新型“催化剂”，能够为城乡文化共同体发展模式转型提供技术支持，推动城乡文化融通共享；同时，利用虚拟教育空间拓展有限的物理空间，实现城乡文化融合的教育效果提升。如此，教育在城乡之间拉近了距离，使民众切实感受到城乡文化融合带来的益处。

其次是加强技术普及，优化网络文化生态。必须牢牢掌握网络空间精神文化产品的分配权，打破城乡之间因为数字鸿沟造成的“精神鸿沟”。[32]大力推行“数字下乡”，兼顾基础设施建设和媒介素养教育服务。优化网络文化生态，城乡共同弘扬吃苦耐劳精神，坚守勤劳善良品质，形成城乡互通共享的文化形态。强化农村数字文化生产力，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在健康的网络环境中推动城乡文化融合。

再次是增强城乡居民对网络空间问题的辨识能力。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空间治理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居民必须提升自己对网络空间交流复杂化、多样化问题的鉴别力。让人民成为“有辨识能力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提高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网络媒体平台快速发展虽然促进了城乡文化交流与融合，但也带来信息真伪难辨等大量问题，影响了部分网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只有加强正向价值引导和教育，提升公众的辨识能力，才能不断巩固积极健康的主流价值观，促进城乡文化良性互动与发展。

（四）供需重塑：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品质

针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部地区文化建设要搞好、中西部地区文化建设也要搞好，城市文化要繁荣起来、农村文化也要繁荣起来”。

一是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公共文化领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凸显了城乡公共文化领域改革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旺盛的文化需求，必须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便捷性，确保城乡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生活。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城乡公共文化组织体系。推进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应该充分看到发挥组织体系方面优势的重要性。政府、社会要通过有效搭建有利于城乡要素流动与互通的平台，不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组织体系。推进乡村文化基础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优质高效发展。《“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乡村公共文化设施的作用，创造富有乡土特色和人文情怀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强化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功能，增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实效性，更加有效地兜底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线。

三是要积极回应城乡居民日益丰富、强烈的文化需求。长期以来，由于地域差别，城乡居民文化水平与需求层次不尽相同。随着城乡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和多样化，应在实践中建立必要的反馈机制，形成生产、供给、消费和信息反馈的闭环系统，实现城乡居民在文化上的畅通交流与深度互动，提高文化普及率和共建共享效果。对城乡老龄人口、幼龄儿童和特殊人群提供适应适用的文化服务，凸显城乡文化普惠的多样性，提升文化共享的覆盖面，有力形塑乡村振兴中城乡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作者简介】

张艳国，男，汉族，1964年生，湖北仙桃人，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博士后、研究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博雅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张艳国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国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获得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荣誉称号。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历史政治理论、历史政治学、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等教育改革等方面的研究。

管辉，男，历史学博士，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引用信息】

原文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