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内容】

如何以社区为重点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场景营造的新视角、新思考可以给出新的答案 。研究发现：社区场景营造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新实践、新探索，为破解社会组织边缘化、居民参与冷漠化、治理形式呆板化、治理共同体破碎化等结构性难题开拓了新空间、提供了新路径 。社区场景营造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对传统社区治理路径依赖的超越和对西方社区共同体理论的扬弃与超越；同时，社区场景营造既是数智治理的物理载体，又是新时代先进文化在基层社区的实践载体。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目标是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迫切要求社区治理摆脱传统路径依赖，突破“被动前进”的思维定势，构建更具基础性、现代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新型治理模式。当前兴起的社区场景营造实践展现出独特价值，其融合政党意志、政府资源与居民自治等，以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规划师等社会力量为主要驱动力，广泛吸纳居民参与，有效弥补了社区治理的“社会性短板”，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开辟了新路径。

从实践来看，社区场景营造作为一种发生于本土、解决现实治理难题的创新实践，对其进行理论探索与方法提炼本身就是对中国治理现代化鲜活经验的系统总结与学理升华。学术界对场景营造的实践、理论和方法关注由来已久。因此，深入探讨在社区治理中为什么需要场景营造、场景营造的理论和方法究竟能不能对接社区治理以及场景营造在解决社区治理中的突出问题的成效、价值、意义等问题，不仅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要求，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实现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需要。

有关场景营造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刘易斯·埃伦伯格（Lewis Erenberg）依托对新卡巴莱公共舞蹈空间的观察，捕捉到场景的多重含义，注意到场景中所蕴含的参与性和社会性的空间意象。以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和丹尼尔·亚伦·西尔（Daniel Aaron Silver）为代表的新芝加哥学派将“场景”引入城市社会学领域，他们关注到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认为场景中的文化设施或者舒适物以独具个性的方式吸引着高素质人群了解场景、发现场景、营造场景，以及廓清场景如何为消费者提供花费时间和金钱的决策信息，对丰富社会理论、制定公共政策都大有助益；场景理论学派还提出了新的分析框架用于研究场景。国内的相关研究始于吴迪基于场景理论对我国城市择居行为及房价空间差异的研究；后以吴军为代表的核心作者群对场景理论的阐释引起国内学界对场景的进一步关注。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国内学者关注到场景营造对社区的治理意义。当前，国内学界对于社区场景营造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3类。一是在宏观层面上揭示场景营造对城市与社区转型和发展的意义。此类研究认为，城市和社区已经变成一个增长机器与娱乐机器的结合体，即文化增长机器；一个成功的城市社区文化场景需要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平衡，只有在这3种特性达到平衡时，才能对本地区增长与发展产生影响。由都市设施与市民组织组合形成的特定场景孕育着一定的价值取向，依托于场景吸引而来的人力资本在场景中进行消费实践，进而驱动城市发展。此类研究还主张把场景建设纳入到未来我国大城市发展战略的公共政策议程中。二是在中观层面上关注场景营造对社区公共服务的优化作用。例如，通过场景营造完善社区的儿童友好空间配置，营造儿童共同参与的平等场景、游戏交往的成长场景和持续运维的治理场景；或者通过场景营造推动社区体卫融合服务场景建设，整合健康资源等。三是在微观层面上将场景营造视为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的手段。例如，场景营造为历史街区、老旧街区的保护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既有研究大多从城市和社区转型发展、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更新等角度出发来认识社区场景营造。虽然有学者注意到场景营造在社区治理领域的作用，但尚未从根本上廓清从“场景”到“治理”的转变进程，没有对场景营造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方法与特征进行系统的总结或梳理，更没有揭示场景营造对社区治理的价值和意义。鉴于此，本研究认为需要坚持场景营造的学术立场，遵循其理论要求和瞄准其实践切入点，分析场景营造的理论、方法与中国社区治理实践的紧密关系，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转化与创新。

二、从“场景”到“治理”的跨越

治理场景作为特定条件聚合的时空场域，既构成治理实践的现实基础，又在治理过程中不断丰富其内涵。从客观场景到参与治理，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它证明场景营造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区治理实践的现实表达。

（一）后工业时代场景理论对“场景”概念的定义

“场景”原本作为一个影视用词，是指在特定的时间或空间内发生的行为，或者因人物关系构成的具体画面，它是通过人物行动表现剧情的一个特定过程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知识经济开始崛起，后工业社会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以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和丹尼尔·亚伦·西尔等人为代表的场景理论学派阐释了“场景”的社会学意义，认为场景是由特定空间内的舒适物设施（咖啡馆、画廊、公园等）与活动组合而形成的文化集合体，传递价值观、美学意义和生活方式，在塑造社会行为的同时，有助于推动城市发展。从后现代主义对场景的定义可以看出，“场景”的概念不同于传统社会学聚焦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学科传统，也不同于传统政治学所强调的国家主权、制度效能、自由民主等宏大的政治学命题，而是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个体生活与宏观城市系统的中间地带。场景理论学派不仅将场景视为客观舒适物的组合和活动开展的场所，更是从社会实体层面理解场景，将其看作消费实践构成的意义网络，其认识、把握和理解场景的三大核心维度分别是戏剧性、合法性和真实性。为了更好地理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场景理论学派又在这三大核心维度上扩展出15个次级维度。场景理论的特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场景理论是符号意义的生产系统，其核心在于解释舒适物组合如何通过符号编码重构空间价值。二是在结构特征上，邻里环境、物质设施、多样性人群和集体活动构成场景理论的客观结构，并奠定场景的物质基础；真实性、合法性和戏剧性三大维度构成场景理论的主观认识，形成文化价值的内化机制。三是在方法论特征上，场景理论提供了文化转向的治理工具。区别于工业时代由生产因素推动城市发展的分析框架，场景理论聚焦后工业时代城市的文化消费驱动力，阐释美学体验如何影响人才聚集与资本流动的问题。总体而言，场景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了“空间—文化—治理”的整合分析框架，其在本质上是对后现代社会流动性、符号化和差异性的深刻回应 。可以说，“场景”本身就蕴含着对后工业时代社会问题的关切，由此使其本身必然具备治理的含义。

（二）中国本土治理实践中的“场景”视角

在中国本土治理实践中，“场景”也被当作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一方面，本土学者以场景理论为分析工具，立足中国现实，分析中国问题。例如，有学者从场景的角度分析长沙超级文和友的运行模式对我国扩大文旅消费和发展夜间经济的政策创新路径，还有学者依此揭示北京南锣鼓巷的文化特色、呈现形态、所遇难题及其对北京发展动力的征兆意义。场景还被用来解释丽江大研古城酒吧、中关村创业大街咖啡厅、景德镇创意集市等民间自发形成的动力，因其草根性与社区生活的深度互动，在激发城市活力、培育地域经济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价值。就其本质而言，这类场景通过展示平等主义与理性协商的价值内核，有效缓解了高学历青年的生存焦虑与认同危机，为后工业城市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提供了实践路径。此外，还有学者应用场景理论分析中国城市居民的房地产需求。另一方面，研究者根据中国本土的概念元素和表达方式发展了场景理论。从宏观层面看，城市场景的文化风格和美学特征对中国城市发展的文化、文脉、城市美学形态和城市艺术的阐释具有重要作用；从中观层面看，场景理论正成为我国城市文化创新的重要路径；从微观层面看，应用场景理论也能助力社区地下空间、菜市场、夜市等各类空间“重获新生”。最后，还有研究者将“场景”与数字治理结合起来，探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场景构建以及基层政府治理运作机制中的场景治理。

（三）公共政策治理中的“场景”导向

国家宏观政策也关注到了场景的治理意义。2017 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探索建立社区公共空间综合利用机制，合理规划建设文化、体育、商业、物流等自助服务设施”，开启了社区文化场景构建的先河 。之后，浙江、上海、成都等地纷纷跟进实践。上海市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提出“建设高品质、人性化的公共空间，构建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社区服务圈”；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其中提到突出场景营造，挖掘在地文化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落实定型指标要求，鼓励创新打造九大场景基础上的“X场景”，彰显社区特色主题；成都市发布的《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2018—2035年）》提出打造服务、文化、生态、空间、产业、共治、智慧等“七大场景”。可以说，各地社区公共空间以场景营造的方式创新社区治理。

（四）“场景”在社区层面的治理意涵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治理场景构建的“主战场”落脚在基层社区。一方面，作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单元和基层治理的公共空间，社区是国家治理层级中最基础的场景，任何国家的社区治理都是浸润在一定的场景之中的，世界上不存在独立于一定场景之外的治理活动；另一方面，人是场景的直接亲历者和参与者，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处于一定的场景之中 。进言之，在当前数智技术 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未来社区的场景建设与治理正跑出“加速度”。例如，有学者提出，城市未来 社区的场景建设是在“物理+社会+数字 ”三元空间框架下所形塑的生活、文化和治理等3个场景。生活场景包括开放共享的邻里场景，全民康养的健康场景，集约立体、特色宜居的建筑场景；文化场景包括以人为本、多元数智的教育场景，节能绿色的低碳场景，服务双创的特色创业场景；治理场景包括高质量、高安全性的服务场景，多元化、效率化的治理场景，智慧有序的交通场景。可见，“场景”与“治理”是实现社区善治这个目标的有机构成和一体两面。总之，社会领域的“场景”一词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治理意义。从“场景”一词“出圈”的历程来看，其本身从后现代主义社会学概念出发，历经公共政策议题的过渡，最终在政治学领域内被赋予了浓厚的“治理”色彩。这就意味着“场景”能够跳出社会学范畴进入政治学领域，应用到基层社区治理当中。

三、场景营造参与社会治理的方法与特征

探索、归纳和总结基层治理的有效治理模式以应对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实践挑战，是基层治理研究的重要使命。场景营造作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有其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特征和方法并必然内生于并紧密契合社区治理的现实需求，必然遵循并有力回应数字化、多元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也必然指向并积极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运用场景营造的治理方法并揭示场景营造的鲜明特征，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场景营造参与社区治理的方法

1. 治理切口由“人”到“场景”

场景营造是由社区营造发展而来的。社区营造的概念最初源于英美社区的“community construction ”或“community building”，本意是社区建设，日本学者将其译为社区营造，继而在中国台湾地区形成颇具东亚特色的实践模式。社区营造的核心理念是“造人”，通过培育公共精神与集体行动实现社区赋权，强调“人、文、地、产、景 ”五要素的结合，以居民自组织驱动社群可持续发展 。我国大陆地区的社区营造实践源于2008年前后。2011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与台湾信义集团合作成立了“清华—信义社区营造中心（CRR-Center）”，以及随后兴起的“福建实验”“顺德试点”“朝阳计划”等社区营造实践，均呼应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的倡导，也回应了当时我国社会组织大量兴起并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诉求。依靠社会组织自下而上参与社区营造，引导其深度介入社区治理，这是社区治理的一条新路 。治理主导者聚焦社区共性议题与公共关切，可以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培育社区合作文化，促进居民深度联结与协同行动，最终实现社区的自组织运作、自主化治理与内生性发展 。然而，后工业时代人口的频繁流动与需求的多元化，使得以“造人”为核心的社区营造逐渐趋于乏力。“场景”作为推动后工业城市更新的空间动力，不仅在物理意义上强调培育某个地方的整体风格，而且在社会意义上承担了“再生产”使命而被纳入社会治理范畴。加之社区作为场景的五大要素之一，其天然地与场景营造、更新和发展产生联系。因此，社区的场景营造是在以“人”为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强调三元空间的赋权，实现社区营造的“具象”“意象”和“实践”相统一，成为社会治理的空间实践过程。

2. 治理艺术由“传统”到“现代”

治理艺术是对国家权力在基层社区的运作方式、运作特征和运作目标的抽象化概括，同时是国家权力理性的具象化表达。传统路径的社区治理艺术体现为社区高效扩增的发展理性；而场景营造下的社区治理路径则遵循高质量发展要求，表现为社区发展与民生福祉共享相契合。场景营造之所以能够运用于社区治理，是因为其有力地促进了治理艺术由“传统”转向“现代”，由更关注“发展”转向更关注“民生”。

第一，国家权力柔性化下沉。古人云：“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中国古代治理经验给予我们当代以柔性治理的智慧启示。自古以来，国家权力对基层社区的治理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刚性管控手段。在权力刚性管控与行政硬性约束中，形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社区治理样态。传统政府向现代政府转型的标志之一，就是建立服务型政府，即政府治理行为由行政强制控制型转变为管理服务型，进而实现跨场景整合治理事务。

第二，治理过程场景化嵌入。社区事务治理的过程往往以台账、文件等作为治理痕迹，以党和政府包括社区自治组织为治理主体，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理方式处理社区治理中遇到的难题，它往往不为普通居民所了解 。场景营造则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场景化的方式。如，当前部分社区在开展社区党建活动时采用社区治理“剧本杀”，将社区居民个体带入具象化的治理场景之中，居民根据自己扮演的“治理角色”设计行动逻辑。这样能让每个参与者都充分了解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实现全过程参与。

第三，治理效能精准化提升。不同的社区场景孕育不同的风格，这就意味着场景营造有别于“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大包大揽”粗放式传统管理，具有精细化治理指向。传统的粗放式治理模式体现为治理艺术的发展理性，但随之而来的是治理“内卷化”的边际递减效应。场景营造作为新的治理手段，在满足人们差异化需求时，能够精准提升治理效能。

3. 治理主体由“分散”到“合作”

社区治理现代化内在地要求积极吸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推动治理从政党、政府、社区“唱独角戏”向“演大合奏”转变。“政党一条线、政府一条线、居民一条线”的单向治理方式，实际上源于实践中的3个困境。一是党建引领的融合性理念虽得以确立，但刚性化手段依然较为突出；共享资源在客观上虽然存在，但基层党组织整合能力仍显不足；一核主导地位虽已确立，但其对多元参与主体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够，造成党建与社区治理“两张皮”困境。二是社区行政化色彩过浓。因传统路径依赖和体制内外的身份差别，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始终居于上位，通过行使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对社区进行治理。三是居民游离于社区治理之外。有的地方党和政府对社区事务长期大包大揽，“居民一条线”体现为居民对社区事务不闻不问。场景营造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治理术”运用于社区治理，是因为其明确了场景中各治理主体的分工，打通了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联系，营造出有内涵的场景。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场景营造明确了社区场景的组织者是党和政府，由其营造有组织力的场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社会领域的治理实践总是呈现出对政权的护卫性特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政府作为行政单位，必然对场景营造的大政方针负有全局性和总体性的领导责任。

第二，场景营造的推动者是社会组织和社区规划师，两者共同营造有号召力的社区场景。社会组织作为某种程度上具有市场面向的组织，优胜劣汰的市场原则是其保持活力和创新力的关键。一方面，社会组织具有良好的设计理念，能够设计出独具创意和美感的社区场景，从而产生号召力，吸引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另一方面，社区规划师不仅是空间设计者，更是社区关系的协调者和社区治理的赋能者，能够恰当地把居民需求“展现”为物理场景。

第三，场景营造的目的和结果是营造有影响力的场景，使社区居民成为受益者。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最为关键的一步在于实现共享，即将场景营造的成果惠及全体居民。例如，当前火爆各大城市的“城市漫步（Citywalk）”“社区空间主理人”的出现，在本质上体现了人民对美好场景的探求和享受。在社区场景营造中，各治理主体之间有效实现治理角色转变，确立良性互动关系，在社区场景中建构“政党—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多元共治局面。

4. 治理动力由“单向推动”到“可持续多元”

多元共治是社区治理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前提和基础，社区治理现代化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又是多元共治的成效和结果。一方面，相较于以往社区治理的动力全靠“小马拉大车”式的单向推动，场景营造依赖其所构建的“政府主导—专业赋能—居民参与”三级动力机制，为社区治理注入新的动力。首先，政党和政府作为组织者，进行顶层设计，通过政策整合将场景营造纳入国土规划、环境治理等公共议程。其次，社会组织和社区规划师作为专业推动者，是场景中最活跃且可以自由出入的主体，其通过因地制宜、差异化的措施激活社区在地资源和提供技术支撑，对社区场景进行改造并实现社区有效治理。最后，居民通过全程参与场景营造，贡献地方性知识，充分实现治理参与。另一方面，社区营造的不同场景本身就是推进社区治理的动力之一。传统社区场景营造的方法往往是以物理设施为介质，治理主体必须身临其境。而在数字时代，场景营造打破了线上与线下的阻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催生“虚实交织场景”打破空间物理边界的便利。此外，智慧养老等新兴领域通过虚拟现实（VR）构建跨地域的宏大场景。

（二）场景营造参与社区治理的鲜明特征

场景营造参与社区治理的动态特征，通过其理论来源与呈现方式的辩证统一得以彰显 。场景营造的特征主要有以下 3 个。

第一，通过场景营造的社区空间始终具有政治性和媒介性。正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空间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空间既不是一个起点，也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媒介，即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是一种中间物和一种媒介”。更直白地说，社区场景营造是社区治理的媒介，本质上是对治理关系的物理呈现 。当社区场景营造摒弃了“党政风”的建筑风格和“景观化”的形式主义时，场景中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

第二，场景营造体现多元目标的兼容性。首先，社区场景营造作为满足社区居民多元需求的产物，它本身就是建立在异质性社区之上的，因而对不同需求具有兼容性特征。其次，随着社区场景营造越来越多地融入商业因素，社区不仅是“宜居”场景，也成为“宜业”场景 。虽然商业组织和社会组织营造的社区场景与居民自发营造的社区场景在价值上存在差异，但在客观上居民服务与大众消费之间能够实现目标融合。最后，社区场景营造也能实现各治理主体的多元目标。对于党和政府而言，场景营造在提高其应对繁琐的基层事务能力的同时，能够推动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对于社会组织而言，社区场景营造使其在参与社区治理的同时，能够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对于社区居民而言，社区场景营造在满足其参与社区治理愿望的同时，也为其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沟通建立了联系渠道。

第三，场景营造蕴含着文化治理性。在社会关系中，与自然元素一样，文化元素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进行着组合。文化作为治理的“软”因素和“软”实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并塑造着居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在经年累月的文化熏陶下，社区居民之间形成了高度同质化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由此构建了社区治理共同体。

四、社区治理难题的场景化破解

场景营造作为一种基层治理的实践创新被发现、运用、总结，是因为它为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顽瘴痼疾贡献了新的理论和途径。场景营造强调通过空间、设施、人群与活动的有机组合，形成蕴含特定治理价值的社区场景，以具象化的物理环境引导多元主体参与，重塑治理关系。“以场景促治理”，能够减轻社区治理的行政压力，为破解社会组织边缘化、居民参与冷漠化、治理形式呆板化、治理共同体破碎化等结构性难题开辟新路径。

（一）弱化行政依赖，重塑政社边界

社区建设得益于国家宏观政策所提供的发展空间，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国家权力与资源支持；但是，城乡社区建设发展也因此受制于国家战略意图，社区各利益相关者对国家意志与权力有着天然的亲近与服从倾向。近年来，尽管越来越强调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治理技术的创新也层出不穷，但现实中依然很难摆脱治理行政化的窠臼和僵化科层体制的束缚，这也是导致城市社区治理中一些深层次矛盾长期得不到有效化解的根本原因。场景营造通过改变社区行政化的场景寓意、促进政府角色的转变和激发社区空间活力的方式，逐步淡化社区的行政色彩。

第一，场景营造改变了行政化的社区场景。当人们进入一个新的场景时，耳目一新的场景风格及其附带的独特性体验，会给个体带来不同的感受。行政化的办事柜台、无人问津的制度展板和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更多的是科层制下的场景产物，是社区为了更好地“向上对齐”承接行政事务模仿政府部门设置而建立的服务窗口与行政柜台。这种标准化、制式化的场景容易使社区居民产生疏离感 。场景营造在兼具服务功能的同时，将行政化的社区场景变为极具亲和力的生活、服务、社交场景。社区通过营造沙发圆桌、共享书吧、党建咖啡厅等生活场景，以物理环境的亲和性弱化了社区治理中的行政色彩，使党和政府在居民看不到的幕后持续发挥领导作用。

第二，场景营造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促进政府角色转变。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从 “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就政府层级而言，愈是接近上层，其管理的属性愈强；愈是接近基层，其服务的功能愈强 。为了方便服务、高效办事，基层治理的相关机构需要强化其综合性与平层化。这就是说，基层治理的相关机构需要充当“多面手”的角色。在当今多元主体协同的社区场景营造中，政府由“行政主导者”转向“平台搭建者”“规则制定者”和“专业赋能者”，政府不再事无巨细地介入社区具体事务，而是侧重于为其他治理主体参与到社区中搭建治理平台、维护运行秩序和扶持社区社会组织。

第三，场景营造激发社区自治的空间活力。一个治理有效的社区必然是多元场景的叠加或重合。当前，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多办公场地有限，无法做到“一室一用”，这与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形成了结构性矛盾。拓展多种类型的活动场地需要打破空间界限，高效利用活动室，融合排练室、音乐室、书法室、大讲堂、生日会、市民学校等功能。不同类型的活动场景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空间上相互契合，且在时间上形成交错，为社区自治注入更多活力。

（二）激活组织动能，构建自主生态

从宏观视角看，现代国家建构离不开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 。社会组织代表着与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相区别的社会机制 。社区作为城乡居民的生活场所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的关系构成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核心议题。理想的社区建设情景是政府期待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组织能够推动政府改革、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和提供社区服务，而社会则期待借助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组织表达社区民意、监督政府权力、影响公共政策、关爱弱势群体、倡导公共精神等。然而，实践中社区社会组织却无时无刻不受行政主导逻辑的影响 。加之社区社会组织的“出身”模糊，不仅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地位，其资金来源也往往更多依靠政府资助和购买服务，在社区治理中时常处于被虚置的状态 。2020 年，民政部办公厅印发的《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 年）》强调，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强化社区社会组织协同。由此看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愈发受到重视 。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场景营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场景营造使社区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公共服务的创新者、社区社会资本的生产者和基层社会矛盾的协调者角色 。更重要的是，社区社会组织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下，经历了从“娱乐化”向“治理型”的转变。部分街道和社区借助社区社会组织鲜活的创造力、高效的服务力、精准的供给力开展场景营造，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可以说，场景营造作为社区社会组织参与规划、设计和建造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也构成了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最基本的来源。

（三）打破参与冷漠，创设认同场景

社区参与是社区通向管理、达成治理最终实现善治的必由之路。目前，社区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居民遭遇“理性无知”。许多社区居民宁愿选择当旁观者、享受者，也不愿行动起来，致使社区治理陷入“政府治理—居民看客”“社工服务—居民享受”的困境 。居民的“理性无知”并非指居民缺乏行动能力，而是在多数情况下，居民缺乏行动意愿和动力，理性地选择旁观。可见，传统治理模式中的社区居民参与是一种基于“理性人”的考量，即个体预判参与成本高于预期收益时，主动放弃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权利。按照社区居民作为自然人和“理性人”的假设，社区居民参与不足并非因为其素质低、参与能力有限，而是缺乏必要的资源支持，致使其参与潜能没有得到发挥。作为处在社区场景中的治理主体，社区居民反而成为社区治理参与链条中的最末端主体。但是，在涉及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社区自治金项目的设计与申请、社区自组织活动等事件上，社区居民都表达了强烈的参与意愿。有学者认为，这种“事件性参与”是以自然性为方法，代表的是一种“逆”科层化政府运作方式，具有以场景营造为基石、以治事为线索，遵循事件思维和动词哲学，坚持自然的运作特点。基于此，可以得出场景营造破解社区居民参与难题的3种方法。一是创造具体化的事件触发点。将抽象的社区治理事务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议题，利用空间具象性缩短居民的认知距离。二是设计“低门槛—高反馈”的行动回路。依托共享菜园种植、邻里美术馆策展等场景营造，使居民在劳动创造与审美表达中参与社区治理，塑造社区认同，形成“参与—收益 ”的正向循环。三是构建数字孪生参与网络。借助社区云平台将线下场景映射为线上参与地图，利用数字化手段消解物理参与障碍。 由此可见，社区场景营造破解社区居民参与虚置化、冷漠化的关键在于将居民从社区参与的理性计算者转化为价值共创者，使居民在生活事件的参与中培育政治理性和社区认同，开启将功利考量升华为自我实现的过程。

（四）突破呆板形式，构建活态场景

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出现了“创新扩散”现象，呈现出“无网格、不治理”的发展趋势。与此类似的是，党的十九大党章修订案中首次明确基层党组织应承担“领导基层治理”的职能，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制度依据 。 由此，形成了“无党建、不治理”的态势 。事实上，社区作为多元治理主体的集聚地，标准化、单一化甚至呆板化的治理形式难以满足他们异质化的需求，因为“不是所有场景都吸引所有人，不同的场景会与不同的人群产生共鸣”。这也正呼应了“社会群体细化分化”的现实，深刻地揭示了标准化服务与多元化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以场景营造破解社区治理形式单一化、呆板化难题的关键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锚定群体定制场景接口。社区场景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例如，跨界融合、要素多样的社区消费场景，科技赋能、智慧互联的社区智慧场景，共生共享、交互关怀的生活场景，创意激活、主题沉浸的体验场景，兴趣为引、自我激发的共治场景，等等。通过场景营造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最典型的例子是生活场景中“一老一小”服务阵地建设。针对老年人和儿童，社区营造以日间照料中心、活动室、公益托管班、助餐点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为内容的“一老一小”服务阵地。另一方面，实现多种场景间的灵活组合与功能转换。例如，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街道锦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通过社区场景营造突破传统政务前台与固定窗口的模式，在党群服务中心的空间实现创业场景、共治场景和生活场景的深度融合与动态切换，将标准化服务模式转化为依托多场景、按需响应的弹性服务体系。

（五）熔铸治理共同体，编织共生网络

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出场，正好回应了这个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的理论创新倾向于采用共同体理论，即将治理主体和治理工具融合成有机共同体。例如，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其引申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难看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明确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战略方向、指导原则和顶层设计，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城市社区的具体实施、微观操作和细胞单元。从当前社区治理实践看，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还面临一些难题。一是职责错位问题，多元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尚无法完全厘清。二是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属性被行政事务“淹没”，区（县）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给社区居民委员会下派各类行政性事务。三是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参与失衡，社区社会组织力量弱小且发展不均衡，缺乏深度的社区治理参与。四是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互动联结机制。场景营造助力缔造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优势在于以下 3 个方面。

第一，以“营造场景”厘清权责边界。场景营造的过程是各个治理主体明确职责、划清权责边界的过程。首先，政党是场景营造的领导者。社区党组织既是党联系基层群众的神经末梢，也是第一时间了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化解社区治理痛点、难点、堵点的战斗堡垒。因此，回答好“营造什么样的场景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战略性问题，始终需要党组织来把握 。其次，政府是场景营造的组织者。场景营造规则的制定与资源供给需要政府在背后推动 。再次 ，社区社会组织是场景营造的策划者。如何打造在功能策划、空间规划、建筑景观、品牌视觉、服务理念、内容运营和社区艺术等方面均能体现社区精神的美感空间，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职责所在。最后，人民群众是场景营造的参与者和监督者。兼具美感和服务属性的社区场景需要经过治理实践的检验。人民群众作为场景的直接参与者和享受者，“人民参与不参与”“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是检验场景营造成效的根本标准。

第二，以“培育场景”激活社会组织。各种各样的社区场景设计离不开社区社会组织的创造、创新和创意。政府所提供的资金和场景化政策设计，只是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了初始动能。如何催化各类场景成功落地，建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社区社会组织的在地化激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社区社会组织在场景营造的过程中既向上衔接政策，联合政府、社区对场景周边的环境进行详细调研，摸清居民诉求，推动场景服务的精准化；也通过场景向下动员居民，如社会组织营造的椭圆向心型的“社区客厅”，成为社区开展各类公共活动，吸引多元社区成员相遇和交往的场景。

第三，以“价值场景”凝聚治理共识。首先，社区场景营造重构碎片化的邻里关系。在社区场景营造中高频次、多维度的社会互动为社区居民交往提供了契机与平台。例如，上海市程家桥街道的社区参与式博物馆在社区内部举办多场交流活动，通过交流活动，社区既征询了居民对场景营造的意见，也拉近了与居民之间的距离，为建构社区共同体编织共同记忆。其次，社区场景营造促进本土文化再生产。如何使社区的本土文化通过场景营造成为独特的文化标识，进而塑造集体认知，这是场景营造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比如，武汉市江欣苑社区从传承千年的高龙文化入手，通过在居民楼下营造高龙文化非遗街区、建设社区博物馆等方式，增强居民的社区文化认同与自信。最后，社区场景营造培育社区公共精神与集体行动。在社区共同体中，共同的价值和信仰是最重要的特征，场景营造中高频度、多维度的社会互动成为社区公共精神与集体行动的催化剂。

五、场景营造的价值与意义

从现实角度来看，社会治理实践的理论、方法与特征决定了其所蕴含的重要价值与重大意义。场景营造折射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答了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落好子”的关键性问题，为新时代新阶段社区治理提供了新方案和新动能。就理论意义而言，场景营造积极破解西方“社区共同体”迷思，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范式；就时代价值而言，场景营造为当下数智治理提供了应用基础和群体基础；就实践价值而言，场景营造为“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了实践方案，将党的创新理论、政策话语和城市精神融入社区治理和日常实践，并搭建了一座文化建设与社区治理相通的桥梁。

（一）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笔下的共同体，是一个由血缘共同体发展成地缘共同体，并最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人们在此基础上朝着一致的方向、在相同的意义上纯粹地相互影响、彼此协调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欧洲经验之上的。他所界定的社区，不乏传统的共同体之意，个人与其周围的人员、生活环境的关系是“生而定之”的，这样的社区成员同质性强，生产与生活方式高度相似。但是，中国的社会流动具有历史性、必然性和长期性，流动不仅发生在农民工身上，也存在于城镇化高度发达的白领身上，乡土中国时代的“熟人社会”一去不复返。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滕尼斯式的共同体在中国不具备现实土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是在社会近代化消解共同体内涵并达到一定程度后，为了重新激发社区活力赋予其共同体的新元素而提出的；中国为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需要在政府管理、社会治理领域实现实质性公民参与，实现“行政过程中的民主”，让民众在社会治理中充分表达意见，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基础，提升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可见，对于“共同体”，无论是概念的理解，还是社区治理实践，中西方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最小单元 ”和“神经末梢”，建设人人有责参与社区场景营造、人人尽责共同营造社区场景、人人享有社区场景营造成果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和抓手。

第一，场景营造是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载体。所谓“社区治理共同体”，即在城乡社区范围内，按照既有制度要求，在全体居民情感共通、利益共享、理念共识的基础上，由各类参与主体围绕公共事务所构建的协同共治、参与共建的治理体系。可见，“情感共通、利益共享、理念共识、协同共治、参与共建”是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在情感共通层面，物理空间的改造与文化符号的产生激活了集体记忆，使原子化的个体在社区场景营造中重建精神纽带；在利益共享层面，场景营造充分考虑多元诉求的转换阀，使不同需求的社区居民都能参与社区场景营造，进而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场景；在理念共识层面，属于社区本土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符号经过场景营造得以发掘；在协同共治层面，当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共同置身于社区场景营造之中时，物理空间所蕴含的文化意象不断强化着共同体意识，使治理协同所需的公共理性与居民的情感记忆产生共鸣，治理协同得以持续；在参与共建层面，场景营造真正促使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实现制度性觉醒，完成了从“治理受体”和“治理帮手”到“治理主体”的跃迁。

第二，场景营造是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基层工作事务繁杂，要求社区治理不断创新治理技术，激发基层工作人员干事创业激情，为基层治理注入活力。社区场景营造作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其主要内涵包括以下 3 个方面。一是将个体势能转化为集体动能。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不仅仅体现在物质需求层面，而且体现为被认可、被尊重和被需要上。老年人对高品质养老场景的需求，年轻人对更高审美艺术、创新创业的需求，家庭对互动休闲场景的需求在数智时代都会被放大，这些都更能激发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二是将制度势能转化为创新动能。在治理实践中，传统政府主导的单向管理模式难以应对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制度实施中的“层层加码”或者“歪曲执行”严重削弱了制度效力。场景营造激发制度势能的关键在于实现“底线管控”与“包容创新”的平衡：一方面，始终坚持党在场景营造中的领导地位，以增强国家和社会认同为目标，推进社区场景营造；另一方面，广泛吸纳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场景营造。究其根源，设计这种弹性制度是根据基层治理的实际需要而构建的动态适应能力，改变以往政府对社区事务大包大揽的情况，为社区场景营造提供安全试验场，在秩序框架内释放社会创造力。三是将文化势能转化为秩序动能。社区治理共同体所形成的深层动力，来自于社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但是，文化的作用却不局限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还表现在它对社区治理主体的有效约束。社区文化所凝结的互助伦理与治理智慧，成为社区场景营造中人们的共同信念。

（二）赋能社区治理数智转型

应用场景是数智治理的基本单位，数智治理的场景依赖数智平台；而数智平台又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场景而构建的。一个个场景组合才能构成城市、区县、街镇、社区等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治理全景。场景为基层治理打下空间基础，在场景里治理体系的构建、方法论的应用、资源的投放配置决定了治理效能。一方面，数智治理技术要求以一定的社区场景营造作为基础。产生于数智时代的大数据、人工智能、AI 大模型、区块链等技术在赋能社区治理的同时，其技术本身也是有门槛和壁垒的。这些技术的有效运用必须依托于社区数智化场景营造的支撑。另一方面，数智治理技术的灵活性与社区多元场景营造高度契合。跨场景的信息获取、快节奏的信息传递和平台式的治理模式在展现数智治理技术灵活性的同时，也实现了多元场景的整合。针对场景需求提出数智主张、串联场景流程实现有力回应、推广场景应用达成对话共识、提升场景体验唤起支持行动，这种技术灵活性与场景多元性的耦合进一步加深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第一，场景营造成为数字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保持人文精神的缓冲区。数智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基层社区的人群出现明显的异质性，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碎片化的关系，如有学者认为智能技术在不同社区应用的差异化标准导致区域化数字鸿沟问题进一步加重，与此同时，数智化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交往方式，人们的日常活动包括学习、消费和社交等行为变得“虚拟化”。因此，如何使个体能够跟上时代步伐并融入数智时代，成为数智时代社区治理的一个时代性问题。首先，场景营造能够提升居民的数字通用素养，提高个体对数字工具的认知和使用能力。社区内智慧场景营造，如社区智慧食堂、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和智慧图书馆等，为中老年群体提供数字化应用服务。社区场景营造还体现出其空间跨界优势，打通线上线下交往的壁垒，提升居民的数智素养。其次，场景营造提升数智社交素养，增强基于趣缘的交流互动。例如，北京市双井街道发布“数智美井”地图小程序，允许居民自主标记兴趣点并参与社区自组织活动报名，社区居民通过在数媒平台上的链接建立了基于趣缘的社区文化圈子。最后，场景营造借助数智技术，立足社区进行场景营造，存储了人们的集体记忆 。成都市借助坝坝文化营造地方性“意会”文化，在喝坝坝茶的社区场景中，拉近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创建新的社会关系，使基于地点的集体记忆在数智化浪潮中得以保留。

第二，社区营造的智慧场景正在催生社区数智治理的新动能。智慧场景作为社区治理的新样态，目的在于以现代技术手段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赋能、赋权和赋智的重要功能，有利于解决社区治理难题，提供精准化和个性化的公共服务 。首先，营造智慧场景推进社区党建智慧化和政府服务智能化。如，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实施智慧党建，建设“岳麓智慧党建工作平台”，将全区所有党支部纳入智慧平台管理，实现党建工作信息化、智能化。同样，利用社区智慧场景也能推进政务服务智能化。社区智慧党建与电子政务相结合，将不同部门和层级的工作整合到一个线上办事平台，大大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其次，营造智慧场景推进社区公共管理服务智能化。当前，越来越多的社区将数智化技术和平台融入社区日常的公共服务中，呈现出多种智慧化应用场景，智能门禁、数字物业等都已融入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最后，营造智慧场景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便捷渠道。在数智化时代，信息不仅正在变得人人可得，而且以往“权威”的知识生产速度和传播效用也正在急速降低，点对点式的人际互动正使社会组织形态由过去的垂直管理转变为分散管理形态。这种点对点式、分散管理形态在社区层面最为突出的表现是，部分社区采用的“人人拍”模式：社区居民把日常遇到的问题实时上传至社区智慧平台，便于居委会、物业、驻区单位等多部门联动，及时反馈和处理；居民通过社区智慧场景，可以实现人人参与治理。

（三）推动社区文化治理

场景营造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在社区的实践载体。一方面，场景营造在空间生产环节就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社区场景营造的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活体验，它始终围绕着“人”这个核心。当前，社区对老旧小区进行更新改造、营造社区绿色环境以及社区周边的消费场景，无一不是将“人”的核心因素摆在初始点的位置。另一方面，场景在营造过程中也凸显“人”的主体性特征。如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街道的社区文化场景营造，就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特征。

场景营造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理念相契合。物质需求减弱，精神需求快速上升，这是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高品质、多层次、差异化等特征，而人们对日常的审美体验、情感归属就成为更高的个体追求。这就要求社区塑造多元共生的社区场景，而承载多元价值表达与自我实现的多样化社区场景也就成为满足个体视觉奇观和艺术体验的新场景。充满智慧气息而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智慧养老场景，重视教育浸润而又兼具亲子娱乐的育儿场景和充分展示自我活力的社群场景，成为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和差异化文化需求的新型场景。社区场景营造通过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实现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统一，不仅要以文娱人、以文惠民，还要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以文铸魂。

场景营造及时回应了“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殷切召唤。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确定为未来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在数智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发声，甚至可以利用网络平台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但是，在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生活主角的同时，铺天盖地、真假难辨的网络信息却带来了数字时代的虚假信息难题。其中，最突出的弊端是它严重脱离了人赖以生活的具体化社区情景。 因此，保护和培育一种切身的、具有社区情景的文化记忆空间，是数智时代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有效途径。在方法论维度上，社区场景营造实现了传统文化资源的治理化再造。武汉市武昌区江欣苑社区由渔村转变为城市社区，社区利用居民对高龙文化的集体认同感和自豪感，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打造社区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自信，改善社区治理秩序，开发传统文化的治理价值。在价值论维度上，社区文化场景营造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数智技术相结合的交汇点。例如，杭州市拱墅区在传承和弘扬大运河文化的同时，营造依据物联网感知系统的智慧运河书房。“数字+文化+服务”的社区场景成为数智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层阵地。

六、结论与讨论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区场景营造是社会基层治理的新实践。这个新实践体现为“一个核心”“两个超越”和“两个载体”，它们构成社区治理新探索的一个有机整体。

第一，“一个核心”是指场景营造始终围绕社区生活的主体居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来展开。自工业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以来，人的主体性被前所未有地揭示出来，因此，人的主观感受成为衡量城市、社区和场景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社区场景营造推动社区发展逻辑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从生产导向回归生活导向。集治理、地域、生活、情感、价值于一体的社区场景营造，成为社区治理的崭新趋势和满足人们美好生活追求的空间，由此找准了社区治理的未来方向。

第二，“两个超越”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社区治理路径依赖的超越。相较于传统社区治理路径的理念落后、治理主客体地位悬殊、治理方式呆板化等缺陷，社区场景营造回答的时代命题是：在数智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推动社区实现善治和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对西方社区共同体理论的扬弃和超越。滕尼斯更多地是从社会学视角阐述共同体理论对社会建设的意义，而从中国“郡县治，天下安”这样一个强调“治理”的制度背景与历史土壤来看，需要创新发展。社区场景营造的主体包含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等多元主体，按照“事本逻辑”将各个治理主体串联起来，在实现社区治理的同时，完成其对社区共同体的塑造。

第三，“两个载体”之一是社区场景营造必然依托数智治理载体。当前，数智技术反映在社区治理层面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基层治理“原创作者”群体的大量崛起。一方面，社区场景营造为全面应用数智治理提供了群体基础；另一方面，社区运用数智治理必然以一定的应用场景为依托，场景的数字基础设施营造和数智治理技术的部署都离不开社区的场景营造。其另一个载体是社区场景营造体现为新时代先进文化在基层社区的实践载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也是新时代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作为一个领域，在进行有效的善治和管控的同时，文化本身也涵盖了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对各个领域的治理产生影响。社区场景营造作为新时代先进文化的重要实践载体，回应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思想，优化了国家治理和社区治理的总体布局。

客观而言，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适用的特定条件，将场景营造理论与方法纳入社区治理视野也不例外。本研究对场景营造这样一种新实践、新问题予以政治学阐释，并非从实际操作层面具体讲述其运用方法，而是从学理层面刻画和讨论其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方法和特征。展望未来，在场景营造参与治理研究中，学界应把握以下两点。一是要坚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论自觉。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场景营造的核心概念与方法论源自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不能脱离中国社区治理的实际情况和文化条件生搬硬套。学界应秉持“拿来主义”方法，将这些理论和方法置于中国基层治理的复杂实践中进行检验、融合与创新，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相互滋养。唯有如此，社区场景营造才能在服务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真正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前景。二是场景营造在促进社区治理研究中大有可为：有助于在宏观层面上构建有效贯通国家治理意志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场景化治理体系；有助于在中观层面着力打造资源整合高效与多元主体共治的区域性场景营造平台与协作网络；有助于在微观层面精心塑造居民期盼、富有地方特色、可感可及的宜居、韧性、智慧的生活和治理共同体场景，并回应相关问题。

【作者简介】

张艳国，男，汉族，1964年出生，湖北仙桃人，中共党员，博士、博士后、研究员、二级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博雅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获得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1）、首批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五个一批人才”（理论类,2004）、湖北省省直机关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2004），入选首批江西省“赣鄱英才555”工程人文社科类领军人才培养计划（2011）、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2012），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2）、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4）、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9）、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2020）等。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方法、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中国思想文化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科师范教育改革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

王亚军，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

【引用信息】

原文载于《求实》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