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方成，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全球特大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韦龙，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董婷钰，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来源：原文载于《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分册2025年第2期

【摘要】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能否有效培育本土人才事关乡村百业兴旺和治理有效。面对人才短缺、结构松散、资源匮乏等制约村庄发展的现实瓶颈，苍葭冲村创新性地将“共同缔造”理念融入乡村本土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了一套以村庄为本位、多元主体协作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显著增强了乡村治理和服务的主体力量，并激活了乡村社会内部的发展动力与创新能力，实现了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建设、从短期效应到长效机制的转变。本文的主要价值在于根植于中国人才兴村实践中的共同缔造模式，为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经验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共同缔造；创新

一、乡村振兴中人才培养的现实命题

人才是实现经国序民、家国安康的基础所系，也是个体谋求安居乐业美好愿景的中坚力量。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引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补齐乡村人才短板，既需妥善处理引进外来人才与培养本土人才之间的关系，又要有针对性地培育管理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然而，囿于乡村产业结构单一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不完善及其他因素影响，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严重不足，容易造成人才结构失衡。另一方面，对于外来人才而言，乡村并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加之封闭式的产权安排和排他性的集体行动情境，导致其缺乏对集体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难以长期扎根，其实际作用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会呈现出较高的流动性。

要从根本上缓解乡村人才供给短缺和质量难以保障的问题，需大力培养本土人才。他们是在本地或长期居住在本地，适应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新要求，接受新理念、掌握新技术、经营新模式的各类人才，包括基层党组织人才、村委干部、乡贤以及在相关专业技术领域有特长的本地或外来人才，涵盖本土人才、外来专业人才以及具备转化为本土人才潜力的农民。其中，农民作为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也是本土人才队伍的主要力量。尽管农民在管理或专业技术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其庞大的数量优势构成了乡村振兴的主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人才培养应充分重视并发挥农民群体的主体优势，通过系统性培训提升其技能水平和治理能力，以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

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指向农民的主体性，是指作为个人、组织、群体和整体的各类主体在社会中的行为能力，体现人对结构的能动作用。而缘起于广东云浮的“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蕴含着强烈的主体属性和群众导向，包括“五共”在内的治理流程则整体上投射出囊括农民主体自主性表达、自觉性表达、能动性表达和创造性表达的渐次性行动逻辑，既符合乡村人才振兴的内在要求与基本理念，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主体性缺失可能引发的“排斥”与“退出”双重风险，由此共同缔造的价值理念和行动模式被植入乡村人才振兴的整体框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将乡村振兴宏观目标转化为一系列具体可行的共同缔造项目，借助项目式运作方式为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平台与机会；另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的培养导向，将原本由行政主导下的人才模式转化为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培养，采用自下而上的协商形式替代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任务摊派，在显著增强村庄社会关联的同时进一步激发多方主体的积极性，有效提升本土人才培养的效率和质量。

本文聚焦湖北省苍葭冲村在共同缔造实践中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作为全国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首批试点村，该村成功将共同缔造理念融入乡村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之中，将“五共”理念落实到人才引进、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使用的全过程，增强了乡村振兴的本土人才力量，并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为此，笔者于2023年3月开始对该村展开长期而深入的参与式观察，并运用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收集整理当地共同缔造相关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发掘湖北本土经验。

二、共同缔造理念驱动人才培养的本土探索

苍葭冲地处湖北省罗田县，属于自然村，由两个村民小组构成，全村现有107户共477人。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双重冲击下，该村每年约200人外出务工，青壮年人才流失严重。同时人口结构失衡引发较为严重的公共服务危机。村内留守群体多为儿童、妇女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尤其是包括11户低保家庭、2户失独家庭和6名残疾人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与基本保障遭受较为严重的现实挑战。加之随着新时代乡村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各类专业技术人才需求日益增长，而现有人才供给难以满足需求，成为制约村庄经济发展和治理服务转型升级的主要症结。

近年来，该村利用“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试点活动的契机，以群众参与为核心，将“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价值理念植入振兴实践全过程，创造性地转化为乡村本土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进而重塑村庄人才选拔培养程序，整合村社人才培育存量资源，提升村庄农民职业技能，强化外来人才价值认同，拓宽人才培育辐射领域，转化为村级集体经济壮大与共同富裕的潜在比较优势，最终形成乡村人才振兴与乡村发展治理协同并进的长效机制。

1.标准共谋：村庄本位的本土人才选拔

早在2008年之前，在乡贤丁汗平的积极倡议下，该村成功推选七名村民代表组成党小组和议事小组负责处理村庄公共事务。随着共同缔造理念的引入和试点活动的深化，原先议事小组的组织体系与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以标准化、规范化为导向的本土人才选拔程序逐步建立。得益于乡建机构和社工的智力支持，从2022年开始在选拔过程中，坚持以村民为主体，形成“村民自荐—党小组审议—村民大会终议”的人才选拔流程，按照“一事一议”的基本原则确定人才选拔标准及后续管理制度。另一方面，面向“新村民”融入乡村并共享发展成果的实际需求，在为新村民提供稳定的物质保障和完善的进入渠道的同时，通过颁发村民证、举办新村民大会等不断强化他们的价值认同，推动人才选拔过程的规范化，进而增强村民对乡村发展的主体责任感。

在共同缔造的方法体系下，“决策共谋”指项目实施前相关主体进行共同商议和决策的过程。这种以村民为主体的选拔机制的重塑，着重于乡村内部人才的培养与利用，将人才培养的重心从供给侧转化到需求侧，能够有效避免外部干预可能导致的供需不匹配和不可持续性风险。基于此，该村以村民合意性为导向逐步推动协商议事程序的建立与完善，这是因为乡村人才培养不仅关涉人才的选拔，还包含人才的任用及其作为人力资本的潜在优势的转化。在苍葭冲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创新协商平台和日常协商形式。结合村庄未来规划收集村民关于人才引进、人才选拔、人才考评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利用村湾夜话超脱时间和空间的协商优势不断拓宽标准共谋的覆盖群体；二是制定和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的章程，以标准化的管理制度与体系建设推动作为人才的人力资本的潜在优势转化。如在成立民宿协会的基础上制定《民宿管理章程》，进一步明晰乡村民宿运营与管理人才的选拔标准、职责划分与工作分工，推动共谋理念深入人心。

2.发展共建：多元主体的资源整合与利益聚合

外生性发展供需脱节与内生性发展动能不足的双重困境意味着在人才培养中要通过联系与合作的方式，使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之间产生积极的互动与转化，而资源之间的整合、转化与共生势必需要平台的支撑与对接。2016年至2019年间，苍葭冲在地方政府支持和引导下，多次联动高校、乡建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围绕产业振兴与社区营造开展系列活动，打造“村民主体、政府引导、村庄协同、社会参与”的协作平台。以“苍葭冲乡村论坛”等为载体的共治共享平台的建构能够有效统合情感、工具和任务等多重动员机制将原本离散的行动主体聚合形成具有共同目标追求与价值遵循的利益共同体，为实现从“美好环境”向“幸福生活”的行动转向和模式转型奠定基础。

一方面，村民的参与有赖于以村社为本位的高效的情感动员机制的建立与有效发挥，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村庄微环境整治和空间节点改造的过程中鼓励村民通过投工投劳、出资出力、让地让利等多样化的形式参与共建行动，尤其是就地取材和捐赠老物件的共建模式凭借共同的集体行动体验和作为公共性的记忆符号的再生产不断增强村庄的社会关联，提升村民自我参与的积极性。二是将环境改造所涉及的工程项目优先承包给本村工匠协会，开展以空间节点改造为主题的工作坊活动，建设村民学校，举办“三师下乡”活动为有意愿的村民提供包括乡村规划设计、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社区经营在内的专业培训，提高村民自身的职业技能与知识素养。其中，乡贤巧妙运用情感纽带，激发村民桑梓情怀，参与式的建设模式重构以村民为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增强村民的主体能力，推动从振兴共同体到共同体振兴的动能转换。

另一方面，苍葭冲积极同西厢房等乡村建设机构开展合作，立足村庄内部传统产业发展优势，通过城乡共同缔造工作坊的形式整合村庄包括油面、豆腐和白酒等在内的传统产业发展的存量资源，在引进城市管理人才帮助优化传统产业工序和改进生产技艺的基础上，秉持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鼓励本地村民和市民学习传统技艺，实现个体增收，形成城市和人才双向输入人才与产业资源的渠道。同时充分利用村庄依山傍水的生态优势，流转村庄集体土地和闲置生产资源，按照“村民出场地、人才传经验、村庄出保障”的整体思路吸引社会资本和在外乡贤进入村庄参与村庄产业发展，挖掘家学文化，建成家学展览馆，初步形成乡村旅游、景观设计、特色种植和乡村研学等产业业态。由是，市场主体则主要依赖工具动员持续参与共同缔造，即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依托集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稳定的选择性激励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

事实上，对于大部分村庄而言，提高乡村治理人才素质能力并扩大增量是最迫切需求。苍葭冲通过定期举办乡贤大会，建设乡村振兴学院和村民学校，引进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省内外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组建专门教研室，针对乡村实用型人才培养所内含的理论基础、实操技能、工作方法和成效评估等基本素质要求优化课程设置，开展现场授课。拓宽平台辐射范围，鼓励高校专家以共同缔造工作坊活动的发起人或者导师的身份参与乡村本土人才的培育。在培养面向乡村治理人才的基础上引进专业化社会组织开展常态化服务活动。

3.以管共育：本土人才的全面培养

在共同缔造的理念框架下，“建设共管”的内涵可被归结为：鼓励村民和社会力量等多方主体通过建立自治性组织和完善公约监督执行过程，以巩固人居环境整治的整体效果。为此，以丁汗平为代表的五位乡贤组成的议事小组，作为本土人才的代表，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成立合作社、关爱协会、环境治理协会和文体协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分别负责财务规划、环境卫生管理、乡风文明建设、产业发展策略以及旅游营销策略的规划设计与具体执行，“村社一体”的发展模式和运作机制实现了对松散失序的乡村人力资本结构性耦合，又充分推动乡村在地人力资本与其他治理和发展要素的功能性共振。

乡村本土人才培养蕴含着强烈的能动属性和实践导向，这便意味着对于本土人才的培育特别是技能素质的提升势必要置于“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的试点活动之中。以共同缔造工作坊为例，作为试点活动的缩影和载体，每场工作坊为期5至7天，由总负责人、专业导师、媒体工作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组成导师团队，为景观设计和社区运营提供前期统一培训和后续技术支持。在工作坊的运行过程中，导师团队首先与村庄内部能力强、意愿高的本土人才建立共识，鼓励他们担任实操项目的负责人。通过入户调研和问卷发放，全面了解村民的技能水平、知识储备和发展需求等，为培育方案提供数据支撑。其次，针对挖掘的人才展开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综合培训。在工作坊内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训、理论知识和创新能力培养，使本地人才能够更好地适应村庄发展的需求，为后续乡村治理和社区营造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

有效的制度供给成为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而共同体的形成为以惩罚性规条为代表的内生性制度的生成、调适和运行提供基础，并显现在不同群体强化自身意识进而投入到乡村治理实践行动的过程之中。具体而言，一是在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长效机制建设中形成“乡贤领岗、农户认责、公约管事”的基本流程并确立共建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责任处置方式，确保村庄环境整治成效巩固与乡村人才培养成效互相支撑。二是将村干部的行为规范及其惩罚举措纳入村规民约的整体框架，完善村庄党员积分制度，以进一步解决组织吸纳后常态化精英再生产的赋权实践等问题。

4.效果共评：全过程评价及其成果转化

对人才培养的各环节展开系统性评价，旨在客观把握人才的实际能力和贡献，促进人才培育成果的内生转化。在此评价过程中，其首要原则是对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村民的尊重与接纳。为确保评价的公正性和专业性，苍葭冲将人才培育成效评价的主动权交还村民。动员“五老协会”和“四点半学校”的骨干成员共同组成评审团，以村庄环境建设为重点，围绕庭院卫生和公共空间卫生责任落实两个方面开展评价，并按季度公示评价结果。“老小组合”的跨代际评审机制既吸纳了传统智慧，又融入了新生代视角，充分展现出“面子”作为乡村内部软性货币的流通价值，有助于形成和完善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

长期的聚居生活内生出维护村庄良性运转并约束集体成员行为规范的秩序，苍葭冲进一步将评价结果与积分制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主体任务有效结合，依托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置积分超市，各类人才可通过参与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实际行动获取积分，再利用所获积分兑换实物奖励或所需服务，以此激发更多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和建设过程。同时，该村尤为注重情感动员与价值激励，定期组织开展各类美丽庭院与文明家户的评比活动，对获得十星级文明户荣誉的村民颁发证书以给予精神奖励。不仅如此，各类人才的能力禀赋和潜在发展空间也被置于首位，结合绩效整体考核为本土人才安排更适宜的岗位或提供更高层次的培训机会，如组织村社干部外出交流考察等。概言之，这种物质与精神双重激励的方式依托村民之间日常交往所触发的感情强化、声誉机制与传统道德基础不断强化以村社为本位的内生性秩序的缔结和存续，进而有效涵养乡风文明，激发本土人才参与动能。

5.成果共享：集体认同的强化与共同富裕

从实践观察，苍葭冲也同样存在外来人才和本土人才两类群体，外来资源和内部资源的交互转化困境亦可被视为人才在村域结构位置中的嵌入性不足和公共性缺失，其中嵌入性表征关系与结构的双重内涵。对于外来人才而言，以强关系联结和结构耦合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运行需要乡土文化的加持。在苍葭冲，根植于村社家学文化的优良传统，在地化的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多渠道转化成为加强集体认同的有效策略。其一，按照节气规律定期举办诸如乡诗乡歌大赛和文体活动，邀请外来人才参加村庄内部的爱心送餐等公共服务与村民保持持续有效的交互，举办乡贤大会营造尚贤的整体氛围。其二，为对村庄作出突出贡献的外来人才颁发新村民证，设置专门工作室，强化集体认同，以帮助外来人才获取资源转置的合法身份。其三，厚植乡村生态优势和文化优势，面向“城归”群体和外来人才提供“乐业”和“安居”的双重保障，成功吸引包括手工艺人、插画师、摄影师、建筑师和音乐家等技术型人才，同时依靠市场化和社会化机制帮助孵化进士油面、武举人酒坊等12家特色村企。

公共性的重塑意在强化本土人才的公共利益表达与公共精神传递。苍葭冲以其深厚的耕读传统、淳朴的民风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对于本土人才而言，参与共同缔造不仅是推动项目建设的过程，更是弘扬和传承村社公共精神的重要表现。然而，随着乡村流动性的增强以及非农化就业机会的增多，“乐业”逐渐成为城乡中国时代村民追求“安居”的前提，仅仅依靠“熟人社会”及其所提供的声誉难以持续转化为实现自身“安居”的有效动力，由是公共性的重塑进一步指向公共利益的表达与联结。为此，苍葭冲在以文兴产和以产聚产的基础上实施“户户入股、户户分红”“1+3+6”模式，即提取合作社运行总体利润的10%作为社会福利基金，提取其中的30%留作乡村产业发展基金，最后剩余的部分作为股民分红以激励更多本土人才参与乡村产业振兴，2023年村民累计分红收入超过5000元。长期来看，这种物质激励的方式形成了人才回流与乡村发展的良性循环，也进一步巩固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底蕴。

三、“四力四建三化”：乡村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

苍葭冲创新性地将共同缔造所倡导的“五共”理念作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核心价值遵循，构成从理念到实践的完整逻辑链条，实现多元主体的深度参与和持续共建，呈现出系统性、有序性和多元性等特征。其具体的模式可总结为：依靠党建引领统合多元主体参与本土人才培育实际行动，有效激发外部和内部双重动能；立足乡村发展与治理的村社本位，从理念塑造到组织构造再到行动改造推进本土人才培养的过程创新；坚持实践育人的基本导向，构建完善的市场规则与运作体系，通过基地化、订单化和项目化相互组合的模式赋能本土人才。

从根本上说，政党所具有的价值引领、组织统合和制度保障优势是该模式得以创新并持续累进的原因所在，并以此统合多元主体进一步促成包括行政化机制、社会化机制和市场化机制在内的多重机制的耦合。其中，行政化机制指向的乡村人才培育场域内多元主体的关系建构与利益协调问题。而社会化机制在模式创新上表达为理念重塑与共同行动，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本土人才其自身的行动逻辑深深嵌入社会关系网络和乡土文化，以政党价值濡化为表征的社会化过程和基于能力导向的组织化过程在充分整合在地资源的同时，并叠加公益慈善等有益因素，共同驱动本土人才自觉参与自我能力塑造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共同行动。最后，市场化机制有助于利用专业化的培育力量形成稳定的资源支撑和赋能体系，并指向人才培育的实践过程。即依托社会资本所建构的多边平台能够多渠道联动平台主体，多维度赋能本土人才。正是上述三重机制的有效衔接，能够生成新的价值理念、培育环境和行动方式，最终促成苍葭冲“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有能集体、有志村民”乡村本土人才培育格局的形成（见图1）。

图一 乡村人才培养“共同缔造”新模式

1.党建引领、多元协同与双重动能激活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创新不仅仅在于处理人才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本质更是对于个体与个体乃至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理解。事实上，乡村人才培育模式的持续创新有赖于以强化党的组织动员和引领服务功能为任务驱动，并在规划先行与资源整合两方面形成关键支撑。一方面，基层党组织扮演着规划者的角色，将党的意志上升为政府决策，确立人才培养服务于乡村振兴目标框架，投入财政资金，与乡建机构合作搭建培训平台，以购买服务或服务外包的形式吸引学习项目和课程入驻，为人才培养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又兼具协调者角色，上级党组织能够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跨区域、跨体系、跨部门合作的高效统筹协调以及强劲资源整合的优势，促成人才项目的落地实施。而基层党组织在共同缔造中所推动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建设，在创新组织形态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协商机制，承担着价值引领、利益协调、资源整合和服务供给等多重功能。

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协同对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其具体的作用和路径可表达为：高校专家通过深入调研，为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和体系化指导，承担理论培训任务，助力各类人才在工作思维上形成共识。社会组织在人才实训中扮演导师角色，提供专业技术和人力支持，协助乡村本土人才所在的自组织和社团开展各类活动，帮助链接社会资源，完善组织运行机制。企业则提供产业发展机会和人才项目孵化平台，注重创新赋能与资源引进，为乡村人才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和更丰富的资源支持。

共同缔造的核心在共同，基础在社区，关键在群众参与。其所承载的社区属性框定了乡村人才振兴的基础单元，而基础单元决定培育方式与培育主体。随着国家政权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村干部在提升向上回应能力的同时其自身的组织和动员村民的意愿与能力却在逐步消解。因此组织体系的建立不仅是以组织化、制度化的方式提升以农民为主体的本土人才自身综合能力的需要，还是以引领基层、服务乡村为导向濡化村社干部进而培养治理型人才的原因所系。而作为中介的村社组织既能够通过嵌入纵向的组织序列和类科层化的任务架构获取人才培养所需的政策资源，又能依靠情感动员和利益动员实现向内动员本地村民的目标，同时跳脱出村社权威的正式身份，凭借私人化的社会网络有效链接和整合市场和社会资源，进而以选择性的激励、稳定的制度供给和可行的组织承诺促进更多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共同行动。

显然，不论是党建引领下的组织体系的建构与完善，还是多元力量协同下的村庄内外资源的聚合与共生，其最终的作用对象指向作为关键主体的本土人才。苍葭冲的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展现出高度的主体自觉性。从人才培养标准的制定再到以实践为导向的系列共同行动的参与，村民通过自身条件或实践中的学习，成为掌握新技术、拥有相关能力的本土人才，并将在实践中所习得的技巧和能力进一步运用到乡村振兴的现实场域，带动更多村民加入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并以实践成效审检人才培育质量。

2.价值濡化、组织搭建与育才环境营造

建立共识是人才培育工作开展的前提，需要聚合不同主体的利益观念。濡化作为文化获得和传承机制，其核心在于价值观的内化。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政党文化认同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共同缔造所强调的群众教育路线和富有仪式性的政治学习能够不断濡化党员思想，以丁汉平为代表的老党员在退休之后选择重返故乡带民致富正是政党濡化机制的表现。显然，濡化机制自我强化的社会基因还来源于传统乡土实践，“五共”理念的全过程贯穿凸显出对以人为本的传统乡土文化尊重和接纳，村民不再被视为乡村振兴被动安排与动员的主体。而村规民约也在生活秩序的建构下不断被村民认知、接受并自觉内化为言行规范与行动准则。同时以实践为导向的理念宣传和公共参与进一步展现本土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多重现实价值，其带来的结果是基于乡村振兴所驱动的共同行动具备包含共同、社区和集体等属性的人才培育理念基础与价值根基。

农民组织化及其再组织化问题历来被视为关乎乡村建设乃至乡村发展治理命脉的首要问题。在苍葭冲共同缔造的人才创新模式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建设。如前所述，乡土社会所蕴含的公共精神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缔结生成的情理社会为农民组织化提供内生性基础，依靠关系信任、日常互惠得以形成互助型组织雏形。然而，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组织体系的建设不仅着眼于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还要以各类自治性组织为载体强化农民自身的职业技能，如对于各类兴趣社团的培育，以环境治理和幸福生活为导向的包括环境协会、关爱协会和建设协会的统筹与建立，通过加强农民组织建设，可以为本土人才提供成长的空间和制度化发展渠道，以此实现农民主体性能动性表达和创造性表达的双重目标。简言之，组织搭建能够进一步将想象的价值共同体实化为承载具体实践属性的行动共同体。

事实上，乡村人才的培育既有赖于物质等显性资源的长期投入和有力支撑，还根植于乡村传统的文化和制度土壤，苍葭冲人才培养创新的模式充分彰显出文化的力量，即对在地化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培育，并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所承载与践行。正是文化所蕴含的软性约束效用，使得村民在日常生活交往互动特别是在调解过程中会重点评判个体的行为动机及其多重合意性，根植于地方性知识的“情境性”，并生成不同类型人才融合所需的基本条件。同时文化也会作为一种资源进入和重塑治理过程，这表现为村庄传统权威在调解日常矛盾时会援引村庄社会规范甚至会以此为依据形成更适合村庄生活的新规范与新规则，而这也为以政党为中心的价值濡化提供动力来源。此外，建立村落独特的文化品牌，有助于挖掘和彰显乡村独特的文化特色和传统元素，更加有助于村落经济的复兴。

集体经济的壮大和公共生活的复现为乡村慈善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因为农村社区慈善的价值共创，需要以制度嵌入将资源、规则、主体引入社区，并与本地慈善资源要素、非正式制度实现有效契合。相对于政府制度化的资源供给方式，乡村慈善所扮演的作用正是借助公共性所表征的时间机制传递村民对作出贡献的人才和组织的关切，彰显其社会责任与服务情怀。如村史的修订和展览，公共空间的营造以及公共活动设施和用具的采购。正是得益于社会慈善所展现的精神感召及其动员效应，使得更多的“城归”群体选择重返乡村。而对于外来人才而言，投身公益慈善活动意味着将具象化的资金和资本借助慈善所承载的理念转化为更具主体意义的信任和互惠等社会资本并深度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如此，公益慈善资源的输入在解决服务短板的同时，也为乡村内部各类村民自组织的持续运转提供资源支撑，使得制度化、组织化的人才培育路径从输血转型为造血，进而营造人才培养的整体环境。

3.平台嵌入、项目赋能与用才环节贯通

人才培养的前端环节采用基地化运作和订单化课程培训相结合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多边公共平台的逻辑。实质上，多边公共平台的搭建是平台主办方、所有者及其他主体，供给平台要素、搭建平台结构并形成平台价值网络的过程。平台要素的供给也是协同式联动不同平台主体的过程，平台价值网络的创设也被置于共同缔造的试点活动。以苍葭冲乡村青年创业中心为代表的实践平台所联动的主体包括省内外乡村建设和发展的数百家企业、社会组织与科研机构，所供给的要素包含政策资源、市场资源和村社资源三种类型，支撑基地运作和共同缔造工作坊常态化开展的还有具有官方属性的“小农基金”的资源注入。在平台所提供的价值空间内，不同主体互动合作并激发互利互惠、相互促进的网络效应，为后续的项目开展提供基础。

接续其后的是，在协同式联动不同平台主体的基础上以数字化平台建设和运行形成整合式链接的路径，继而促进各方之间的信息流动、资源互补和利益共享，推动实现对以农民为主体的本土人才外部赋能。即根据不同乡村建设的需求，开发个性化和订单化课程。平台下的课程体系不仅包含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与乡村发展的政策解读，还包括共同缔造工作坊的实操技能、乡村景观设计和群众动员方法的传授，使乡建人才能够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项目需求自由选择合适的培训方向，通过引入专业导师和行业专家，为人才提供实际经验和专业指导，实现培训与实际需求的紧密对接，促进良性互动。

显然，不论是实践平台所生成的主体联动的效能，还是依托数字平台所提供的体系化网络课程，其最终要指向以能力为导向的本土人才自主性与能动性的发挥。项目培训承载程序赋能和资源赋能的双重功能。程序赋能是指通过制定新的工作手册，重点对工作坊的运营流程进行再设计，引入管理学和社会学等规范性调查方法，提高本土人才的技能素质。此外，完成技能培训的本土人才还能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后续的工作坊，作为导师将自身所学的技能再次借助工作坊等学习平台传授给其他村民。程序赋能和资源赋能所带来的显著结果是，人才培养的环节紧密衔接、相互配合，以项目化实训的方式植入平台运行的合作机制将本土人才的培养和输入有效结合，为乡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苍葭冲的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显著成效，以人才振兴带动包含产业、文化、组织和生态在内的乡村全面振兴。在筑牢乡村产业发展的生态根基的同时，文旅产业得到蓬勃发展，不仅吸引了大量外来人才融入本地创业投资，还充分发挥乡贤家风优势，以乡贤带动村民，培育出一支本土人才队伍。村庄内部建立起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自组织治理体系，打造了环境优美、生活幸福、村社凝聚的共同缔造样板村，实现了从“空心村”到“模范村”的转变。

苍葭冲的典型实践不仅是对人才培养传统的突破和创新，更是对乡村资源动员与要素整合机制的深度探索。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深刻刻画出“共同缔造”的核心理念和行动准则，实现了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建设、从短期效应到长效机制的转变。作为乡村人才振兴的典型案例，为解决乡村人才短缺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各地培育乡村人才队伍提供了富有价值和借鉴的范例和经验，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

1.坚持党建引领，夯实乡村人才振兴的制度保障

党建引领下的乡村共同缔造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超越了多方主体的简单参与和协作，具有加强理论武装、推动资源下沉、发挥群团作用等多重意义。在当前的话语体系下，基层自治的本质可被理解为政党和国家作为外部力量嵌入乡村社会参与共同体内部多重秩序建构的过程。为此，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效辐射并带动其他组织和人才。一要注重加强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包括治理型、产业型和建设型人才的培养力度，率先将广大党员干部培养成“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队伍中坚。二要积极发挥党员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将理论政策与振兴实践、普遍规律与特殊实践、历史经验与创新成果有效结合，带动村民群众共同进步。

在这个意义上，密切乡村自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其与党组织保持同步发展，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格局显得尤为重要。具体而言，推动组织优势与治理优势相互转化，为人才培育模式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党组织作为人才培育和乡村振兴工作的组织者和实践者，其组织统合能力的强化与组织制度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密切相关，要将党员干部的队伍建设、政治生态营造与乡村发展治理实践要求相互结合，形成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同时，创新多样化组织动员，面向不同主体基于价值、情感和利益驱动的行动逻辑采取适当的动员策略，扩大人才队伍，为乡村人才培养凝聚强大的领导力量。

2.立足村庄本位，推进村庄人才与秩序共同缔造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村民主体地位，摒弃过度依赖外来人才的模式，转而立足于村庄本位，实现人才的内生式培育，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人才观念的更新。实现了从单纯引进人才到培养本土人才的转变。不仅让村民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还在村民中选拔在地人才，充分激发了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热情。其次是人才培养实践流程的调整与优化。高度重视本地村民的优势和智慧，将村民视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和参与者。面向村庄治理和发展的多样需求，鼓励村民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项目。

更为重要的是，村庄本土人才兼具人力资本和智力要素的双重内涵。在经验迭代和要素累加的组合过程中，本土人才的参与不断提高自身职业素养和生产技能的同时也将乡村全面振兴所追求的善治、和美等价值理念贯穿进乡村治理的全过程，具体体现为公共参与的规范化。此外，在以推动乡村产业融合为目标的传统古法工艺的复兴方面，所涌现出的对知识的尊重、对地方性文化的接纳等有益价值也会被进一步植入村庄的内生性秩序之中，成为促动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互相转化和共生的重要基础。总之，这种理念的更新不仅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也为乡村人才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有效推动了村庄人才与秩序的共同缔造。

3.充分整合市场与政策双重资源，赋能乡建人才

市场资源和政策资源在乡村建设中各有优势，同时具有互补性，能从高效的激励和稳定的预期两个方面赋能乡建人才。其一，通过常态化的入股分红机制和稳健的增收增产机制，可再将乡村建设的成果进一步转化为生产要素，为更多有意愿参与乡村发展治理的本土人才提供选择性激励，将乡村建设的人才培育成效显化为乡村治理与发展的潜在比较优势。通过物质和文化的双重激励，能够有效调动本土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它使得人才培养不仅回应政策导向和需求，而且落脚于村民群众日常生活，能够更好地适应人才就业创业需求和乡村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人才回流和人才再生，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其二，通过政府政策搭建的平台吸引外来人才和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利用行政力量破除当前城乡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统合党政部门的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整合存量资源，为乡村人才培育模式的创新提供更为坚实的经济支撑和政策优惠，提高和稳定人才服务乡村和建设乡村的意愿与预期，进而消除乡村利益联盟建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异议”，最终营造出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换言之，这种市场与政策双重资源的整合，不仅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效率和质量，也增强了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和适应性，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4.以实践励才为导向，实现人才培养全环节衔接

将人才置于乡村发展的实践环境中，在“五共”理念的指导下，进一步打通人才选拔、人才培育、人才使用、人才评价的全环节，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实现人才培养全环节的衔接。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到培训课程的实施，再到实践活动的开展，都注重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提高本土人才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确保乡村人才能够真正掌握所需的技能。同时，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与溯源体系，及时了解乡村人才及其后续的发展情况，整合村庄存量资源，聚合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在内的多元主体进而生成增量资源，为本土人才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苍葭冲人才培育与人才兴村的生动实践，系统总结和提炼具有可推广性、可复制性的创新经验与典型做法，是惠及中国更多乡村、推动实现全面振兴的现实需要。案例经验表明，“共同缔造”理念驱动下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既要注重坚持以党建引领，推动多元主体力量聚合，又要根植乡村内外部资源通过组织化和社会化过程重塑价值理念与促成共同行动，再利用市场化和平台化的渠道提供专业化人才培训。这不仅有助于增强乡村治理和服务的主体力量，而且深度激活乡村社会内部的发展动力与创新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加强大的人才支撑，推动乡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