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安：“理论务农”的倡导者

  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张厚安特别提到两件事情：一是和全国少数学者一起，最先参与了全国政治学学科的重建；二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重点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并创建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从政治学理论研究到聚焦中国农村问题，张厚安说，这种视域“转换”主要是因为政治实践常常以其自身的“执着”超越着理论研究的视野。所以，当我国农村改革实践发轫伊始，张厚安便将他的政治学“目光”从宏观理论投向了农村基层。

率先参与政治学学科重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通过对历史经验及教训的总结，人们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逐渐有所认识，不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各省市社科院纷纷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一些学者和高校教师也开始着手为政治学学科重建而努力。张厚安便是率先参与这一进程的人员之一。

  1980年到1986年，张厚安一直在参与或主编政治学的相关著作。从承担《简明政治学》中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部分的写作，到参与建国后第一本《政治学辞典》的主编，再到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担任《通俗政治学》的主编，直至独立主持《政治学》专著的编撰，张厚安在这些著作中不仅对奴隶制国家政治、封建制国家政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国际政治等进行了思考和诠释，并在政治学通俗化方面作了一定的尝试和努力。

  张厚安告诉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政策的实施在加快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人们产生了困惑。人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呢？而要解答这些困惑，政治学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除了编写著作之外，1982年，张厚安还邀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刁田丁教授和陈嘉陵教授协助他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开设了政治学课程。此举不仅对华中师大而言具有开创性，同时是新中国成立后高校的首次。

此后，他还利用一次全国高校政治学学者云集华师桂子山的机会，主持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学讲习班。许多高校教师正是在经过讲习班的学习后纷纷开始设立政治学课程，将它从《国家与法》的课程中正式分离了出来。

首次提出“理论务农”口号

  在1982年湖北省政治学年会上，张厚安在大会发言中，第一次提出了“理论务农”的口号，并将他研究视野投向当时学界关注较少的农村基层。特别是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基层政治组织和村民自治、基层民主和治理等农村基层政治问题，让他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精力。

  张厚安告诉记者，他对农村问题的关注是有渊源的。1953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研究生毕业时，论文的选题就是“农民问题”，特别是解放后他参加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四清等重大的农村改革实践,在脑子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经常思考着的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的答案。

  除了个人原因之外，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这一基本国情，也决定了“三农”问题将伴随国家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必须予以重视。之所以他更侧重于农村基层政治问题研究，是因为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需要有新的政治体制来与之相适应。

 于是，在张厚安的提议下，1990年，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后来，随着对农村问题研究范围的扩大，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今天已发展成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院。自研究中心到研究院一直都在张厚安提出的“理论务农”道路上行进。

 张厚安略带戏谑地回忆说，为了检验和修正所得出的理论成果，使之能更好地为农村深化改革服务，他和同事们一次次地到村子里去实验。在人们蜂拥地“下海”经商的大潮下，而他们却坚持着“上山下乡”。

  正是对这种“上山下乡”的坚持，张厚安和中心成员得出了一些关于农村改革的重要结论。譬如，他在学术界首先概括并提出了在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我国农村已经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新的政治模式。乡政和村治的结合使我国农村政治有了全新的内容。如今，我国广大农村也正是通过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来进行治理的。

  再比如，他提出，村民自治的实行将我国“九亿农民”纳入到民主生活的大熔炉之中。作为一种法制化的基层民主，村民自治很好地解决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而我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民主意识也正在这种民主实践中得以提高。

“做农村实证研究的确很辛苦，但是也能尝到甜头。这个甜头就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对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化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所助益。所以我们‘理论务农’之路也算是‘自甘其苦、自得其乐’吧。”张厚安总结道。

重视实证研究也要防止“忽视理论”

  张厚安在谈到改革开放前那个年代时指出：尽管在那段时间我们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他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遭遇,应该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风”。是改革开放的春风给社会科学界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人们开始重视并深入到社会实际中去。

  然而在当前，他认为出现了一种轻视理论的倾向。张厚安看来，理论工作者开展社会科学研究联系实际固然重要，但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告诫年青的朋友既要走出去深入社会，又能坐下来认真读书，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他指出千万不要仅满足于发表几篇实证调查报告或相关论文，还得把深入实际研究的成果进行理论升华并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形成系统的思想观点。他强调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脱离实际就会失败、出错，同样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也是危险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改革服务。但是事实证明只有正确的理论才能导致正确的决策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也是我们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和从事研究的目的。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社会科学才能成为生产力。而错误的理论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总之要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尽管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深入调查研究，我们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对这些材料的系统整理，使之上升为关于农村政治的理论仍显不够。进一步来说，这种不足也是任何实证研究都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张厚安如此强调。